四川雅安：社会管理创新的新平台

    初冬时节，“4·20”芦山地震灾区雅安市全面铺开的灾后重建如火如荼。在紧张而有序的重建过程中，不少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参与其中，成为重建的一支重要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芦山地震后，共有700多个社会组织、1.8万余名志愿者先后参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面对如此庞大的社会组织和志愿队伍，如何协调好他们有序参与，已经成为公益事业方兴未艾的一个重要课题。

    雅安市注重给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搭建展示平台，创新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管理方式，为灾后重建集聚了更大能量。

让社会组织在雅安“落地生根”

    “村里的土特产卖得特别好，很多城里人不讲价，场地秩序稍微有点乱，文艺表演搞得很不错，以后活动可以多搞几次。”当记者来到雅安芦山县飞仙关镇飞仙村，正巧赶上成都市锦江区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主任刘飞在跟村民们开“民主意见讨论会”，会上村民代表积极踊跃发言，探讨村里“义集”举办以来的优缺点。

    “义集”是爱有戏开展的一项社区公益庙会。在飞仙关镇，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爱有戏就会组织村民以及成都各社区的市民来到飞仙村村委会附近“赶集”，村民把家里种的瓜果蔬菜、养的土鸡等拿来出售，市民则根据需要购买。此外，“义集”还搭建文艺表演舞台，村民和市民都可以在上面一展才艺，村民不仅通过“义集”增加了收入，而且还丰富了文化生活，因此广受好评。

    雅安灾后独创的一个机制就是政府搭建了雅安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雅安服务中心）这一服务和交流平台，主动为进入雅安的社会组织提供办公场地、项目需求对接、项目实施协助、培训交流、法律咨询等服务，让社会组织在灾区也能找到归属，吸引他们入驻、扎根雅安。

    “来到这儿最大的感受就是找到根了，在以往救灾和重建中，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在灾区就是‘各干各事’，没有一个统一的协调和规划，有些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该干什么；现在不仅有了整体的统筹协调机制，政府还会给常驻灾区的社会组织免费提供办公场地，为组织运营节省不少开支。”入驻雅安服务中心的社会组织平安星减防灾教育中心负责人刘宝宗告诉记者。

创新灾区社会管理“摸石头过河”

    根据“5·12”汶川地震应急志愿服务管理经验和有关专家建议，震后第5天，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迅速设立以省委常委李登菊为组长的社会管理服务组，把社会管理服务纳入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整体工作体系。此举正式开启了加强跨界合作，探索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新实践。

    今年5月，四川抽调团委系统、省民政以及部分高校的80余名骨干力量，在雅安市老中医院的旧大楼里正式成立了由省市共建的雅安服务中心，下设7个县（区）服务中心、26个乡镇服务站。

    与以往的国内灾区社会管理不同，雅安服务中心创新制度的首要措施是对前来灾区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实行登记报备，所有前来救援的公益组织和自愿者都需要在服务中心备案。

    同时，由各县乡中心收集的灾区群众需求信息会及时上报给雅安服务中心，通过资格审核的社会组织才能领到一张由中心出具的“派遣证”，“派遣证”正是基于各县乡服务中心前期信息的收集和社会组织的性质功能而分配的，从而便于社会组织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派遣证”也成为地方政府和灾区群众辨识社会组织或志愿者合法性的“身份证”。另外，中心还对组织派遣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全过程服务、协同和认证。

    截至11月2日，雅安服务中心累计登记报备社会组织332个，登记个人志愿者4119人，吸引中国扶贫基金会等44个社会组织入驻，有效联系238个社会组织；累计对接社会公益项目492个，资金合计约11.46亿元，涉及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创业等多个方面。

    这一收效显著的灾后社会管理创新机制，在之前的汶川地震和国内其他自然灾害的应对中是没有先例的，“摸石头过河”创新灾后社会管理属国内首创，被四川省委总结为：党政领导、群团实施、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雅安模式”。

“雅安模式”引发的“雅安思考”

    刘宝宗认为，中国民间组织救灾有两大“堰塞湖”，而“雅安模式”正在对其进行大胆突破。两大“堰塞湖”：一是资源与需求对接不上，而服务中心能起到疏导作用；二是政策与执行中间有一个“堰塞湖”，有了服务中心能够引导政策快速下达，呼吁下面推动政策实施。

    而“雅安模式”的创新机制，让政府、基金会与社会组织合作，可解决基金会“花钱难”和社会组织“无钱花”的矛盾。同时，报备制度也维护了社会组织的形象和权力，同时打击和遏制非法组织。

    我国是一个灾害多发的国家，西南省份更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集中地区。如何做好雅安这个“试验田”，让“雅安模式”从“点”到“面”、从灾区到非灾区、从应急到常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20”芦山地震，四川省委省政府将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纳入了应急救援体系，充分体现了社会管理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但如何将灾区实践经验上升为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将社会管理服务工作作为政府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制度的有机组成，纳入国家应对灾害救援体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同时，还需要从政策和制度层面，不断优化社会组织的发展环境，支持社会组织提升发展能力，更好地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另外，通过“4·20”芦山地震灾区社会管理服务工作的实践，还能够明显感到社会组织的发育不足是当前制约灾区社会服务本土化的重要因素。以雅安灾区为例，其本土社会组织仍然存在数量少、规模小、水平低、发展慢等问题，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和扶持培育仍然面临挑战。雅安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主任赵京东表示：“我们如果让一些社会组织留在灾区七八年毕竟也不现实，所以培育本地社会组织和本土工作力量才能够为灾区的科学重建提供长效援助和支持。”

    而从整体层面上来说，社会管理人才短缺仍然是西部地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个“瓶颈”，也是推进社会建设的一个“短板”。目前，只有通过招募社区专业工作队、培训社会工作人员等方式，加强社会管理人才培养，才能为以后的社会工作提供相当的人才储备；但培养的方式、载体、路径还需要全社会进一步细化措施、做好规划、有序推进。（本报雅安11月13日电 本报记者 李晓东 通讯员 邵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