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当知道您的报道《老红军和他的三个兵》获得第二十三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时,您的心情是怎样的?
杜树人:当我获知《老红军和他的三个兵》被评为一等奖后,心情非常激动,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大喊一声:太棒了!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新闻奖诞生那天开始,我就以这些优秀作品为范文,不仅反复揣摩,而且立下誓言:鉴范文,写精品,一条道,走到底。现在拿到了一等奖,既是对自己努力实践誓言的褒奖,也是对我们广大新闻工作者不倦追求精品的鼓励。
记者:可否将您追求精品新闻的体验或感受与我们分享一下?
杜树人:我想用“四个来自于”来归纳自己的感受。一是精品来自于精神。写精品应该是每个新闻人的追求,应该是从始至终的追求。老记者不应放弃,新记者不该忽视。因为,受众对精品的喜欢是天长地久的。
二是精品来自于精心。写精品,采访要下大功夫、长功夫和慢功夫,构思要经过三思甚至四思五思,不能一思而定。写稿时字字斟句句酌,力求字字精句句准。写完之后还要反复改,反复核对,不留一丝疑问。
三是精品来自于精确。我写这篇报道时有一组数字,说余新元离休后30多年作了4000多场报告,听众人数达400多万人。本来,初稿写的是20多年,资料来自一家报纸。后来我和鞍山干休所、鞍山关工委同步核实,最后确定为30年。像新闻里的数字、时间、地点、人物等重要的信息必须精确。
四是精品来自于写史的态度。这篇稿子共1718字,时间跨度76年,内容涉及广泛,比如长征、抗日战争、著名战役、历史人物、全国楷模等等。写之前我查了有关历史资料。在下笔时,有的地方一笔带过,有的地方精描细绘。不论详略,都力求尊重历史、尊重史实,以写史的态度来把这篇稿子写好。稿子完成后,又送给党史专家和军史专家审校。有人觉得这样太啰嗦,我却认为,要写出好稿子,就不能怕麻烦!
记者:发现一个好的新闻线索也需要机缘,您采访到余新元这样一个难得的人物有什么契机吗?
杜树人:促使我产生采访余新元的想法,源自三次感动。16年前,我当时任军事工作编辑室主编。一天,一位编辑对我说,我明天去采访鞍山干休所离休干部余新元,是他送雷锋去当兵的。我问,你哪来的这个线索?这位编辑说,《雷锋日记》里写的。十天后,稿子送到我手里,题目是《他送雷锋去当兵》。审稿时,我被老红军余新元的爱心和眼光打动了。心里说,我咋就没有发现这个线索呢?
一晃过去了14年,“当代雷锋”郭明义走进千家万户。新华社内参透露了一个信息,郭明义当过兵,而且是在沈阳军区当的兵。看到这个信息,我们报社的同志欣喜若狂,都跃跃欲试想采访他,任务落到一位中年编辑的肩上。稿子完成后,我当了第一读者,发现郭明义也是老红军余新元送去当兵的。这着实让人吃惊和兴奋。我觉得这是条很有价值的大“鱼”,心里再次产生了采访余新元的冲动。可是几天后,我又一想,既然有人已经在稿子里披露了这一事实,再写就是旧闻了,心里劝自己,还是等等吧。
一年后,我给鞍山干休所王政委打电话,问到余老的身体状况。王政委介绍时,无意中说出他老儿子的情况,诸如当兵第一年被评为军区装甲兵优秀共青团员,在全师新兵中第一个当班长,退役后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辽宁省十大卫士和鞍山市劳模等等。我心里一亮,老红军余新元一送自己去当兵,二送雷锋去当兵,三送郭明义去当兵,四送王政委的老儿子去当兵,这4个兵都是共和国的好兵。4个点串成一条线,就是他们都有一颗忠诚的心。直觉告诉我:余老的事迹太厚重了,不能再等了!于是,我走进了余新元的家。
记者:你们采访余老时有没有不顺畅的情况?《老红军和他的三个兵》篇幅不到2000字,如何处理历史跨度这么长的一个题材?
杜树人:采访进行得较顺利。余老声音洪亮,思维敏捷,逻辑严密,善于表达,对我们的问题都答得透透亮亮。唯一的困难是余老经常流泪,我生怕伤心过度给他的身体带来影响。比如,说到白求恩亲自为他动手术时落泪了,说到反扫荡负伤王妈妈尽心照顾时落泪了,说到雷锋当兵走时喊他一声爸爸时落泪了,说到大女儿身患重症不治离世时落泪了……我当时采取的办法是,一见余老落泪就转移话题,等到他情绪平复后,再接着谈。
这篇报道写了4个兵,只用了1718个字,平均每个兵才400多个字。对于不少很有意义但与主题较远的内容,就只能忍痛割爱或删繁就简了。如余老参加过大小500多次战斗,多次“死去活来”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他给146所大中小学校当校外辅导员,为培养下一代倾注了大量心血等等。这些,都是他生命旅途中的闪光点,但考虑到报道的主题,我最终并没有拉拉杂杂把所有内容都写进去。(本报记者 钟晓军 本报通讯员 莎木央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