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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10月25日 星期五

    委员论坛

    弘扬文化传统要讲辩证法

    作者:李君如 《光明日报》( 2013年10月25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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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日上午,南京夫子庙小学370名一年级新生在夫子庙举行“开笔礼”仪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中开始新学期的第一课。CFP

        前不久,我参加了以“人文精神与生态意识”为主题的“嵩山论坛”。

     

        这个论坛的倡办,与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及其批准的《中原经济区规划》有关。国务院要求中原经济区在发展过程中“积极推进具有中原特质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因此,“嵩山论坛”以研究讨论“中原文化”为重点,并在与会国内外专家学者之间进行“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对话。应该讲,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在讨论中,我们应该怎样辩证地认识中华文化传统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

     

    “华夏文明”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中华文明”

     

        从我们中国人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文化,是世界文明百花园中一朵光彩夺目的奇葩。无论从文字、语法还是思想交流方式来看,我们的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有着独特的美感和韵味。而这样的文化是由中华民族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人民,在历史实践的基础上相互交流和融合过程中共同创造的。

     

        几年前,在全国政协的一次大会发言中,有人提出要在孔孟的家乡建立“中华文化城”,遭到绝大多数政协委员的强烈反对,我当时所在的社会科学界政协委员几乎都反对,特别是从事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委员认为与其投资搞假文物不如下功夫保护好现存文物;民族和宗教界的政协委员还提出中华文化应该包括各个民族而不只是一个民族、各个地区人民而不只是一个地区人民创造的文化。这对于我们这些从事文化研究的人来讲,是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

     

        前不久,我带了一些专家去内蒙古进行国情调研,获悉那里有的专家正在研究不同于中原文化的草原文化。而河南这里正在研究中原文化,别的地方也在研究他们那里的文化。怎么看这样的研究?我认为,大家都来研究中国的文化是好事,汉族文化也好,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好,中原文化也好,草原文化也好,都应该深入研究,这有利于我们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所以,对于创办“嵩山论坛”,研究和弘扬中原文化,我们应该给予大力支持。

     

        但是,在进行这样研究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应该很明确,这是为了弘扬我们伟大的中华文明,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文化研究作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来研究,要注意维护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因为,这个问题不注意,会从强调文化的差异性导致中华民族的分裂,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我们都知道,华夏族的祖先是生活在黄河中上游的黄帝族和炎帝族,后来这两个部落的联盟在战胜蚩尤后进入中原,建立了对中原的统治。这里,“华夏”指的就是华夏族所居住的我国中原地区。在这个意义上,华夏文明就是中原文化的结晶。历史上,华夏文明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华夏”这个概念及其内涵在历史上不断变化,在许多典籍中已经等同于“中华”、“中国”,我们许多人也已经把“华夏文明”等同于“中华文明”。但是,由于历史上有“夷夏之辩”“夷夏之防”,在强调华夏文明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贬低中华文明中过去被称为“夷”或“蛮”的其他文明,就会出现上面讲到的我们不希望看到的问题。

     

        所以,在使用“华夏文明”这一概念时,最好不要把它同“中华文明”简单地画上等号。建议我们在研究中原文化和华夏文明时,特别是在国际交流时,应该把“华夏文明”译为Huaxia civilization,而不要译为Chinese civilization(中华文明),免得人们发生误解。

     

    “习俗文化”比“典籍文化”影响更大

     

        讲到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应该包括两大类文化传统,一类是中华典籍中传承下来的文化,另一类是中国人的生活习俗中流传下来的文化。

     

        所谓“中华典籍中传承下来的文化”,指的是《诗经》《尚书》《周易》《礼记》《左传》等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诸子百家的典籍中,以及《百家姓》《弟子规》《女儿经》等通俗读物中,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

     

        所谓“中国人的生活习俗中流传下来的文化”,指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口口相传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影响下流传下来的,以习俗为主要特点的文化传统。

     

        应该讲,我们许多人并没有学过那些诸子百家的典籍,现代人甚至连《百家姓》《弟子规》《女儿经》等通俗读物也没有接触过,但他们身上并不是没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农村,特别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偏远乡村,这一特点更为突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日常生活中接人待物礼仪、处世态度,特别是办理红白喜事、过年过节中的文化传统,就可以注意到“习俗文化”比“典籍文化”影响更大。

     

        许多学者都重视典籍文化的研究,但对于习俗文化及其与典籍文化的关系不够重视,这会影响典籍文化研究的深入。因为,这两类文化是有相互关联性的。举个例子,我们常常把典籍上所讲的“君子和而不同”“礼之用,和为贵”中的“和”视作中华文化的特点,而现实生活中我们有谦和待人、和谐相处的好传统,也有窝里斗、穿小鞋等坏传统。好传统是我们的文化,坏传统是不是我们的文化呢?应该讲,也是。但没有一本典籍是教人要窝里斗、穿小鞋的。这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要在典籍文化之外去研究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知道,孔子是个老师,他讲的好多话包括要求大家“和而不同”“和为贵”,针对的就是我们习俗中那些坏传统的。读孔子的教导,要把它看作是老师讲的话,既体会他那些话的含义,又注意他那些话针对的问题。这样来研究我们的文化传统,就可以把问题看得更为深透一些,文化建设也可以更有针对性一些。

     

    弘扬文化传统要区分精华与糟粕

     

        需要说明的是,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习俗文化中都是坏传统,典籍文化中全是好传统。无论典籍文化,还是习俗文化,都是我们的文化传统,而且都有精华与糟粕。我们在继承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传统时要善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毛主席说过的,是我们对待文化传统的科学态度。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他也强调了我们要传承的是“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典籍文化中有“仁者爱人”“民为邦本”等体现人文精神的精华,也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体现封建专制主义的糟粕;习俗文化中同样有体现中国人勤劳、节俭、懂礼貌、讲报恩等美德的精华,也有愚昧、迷信、散漫、内耗等糟粕。

     

        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需要做一项工作,就是对我们典籍文化和习俗文化中的“糟粕”加以清理。记得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之初,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专家学者研究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提出上海人的素质要提升,就要研究和改变上海人的陋习。大家经过讨论,提出了“七个不”的市民行为规范,并在上海的窗口南京路、淮海路、四川路和城隍庙豫园商场“三街一场”率先实行,效果很好。所以,我们弘扬中华文化传统,不能良莠不分,让那些文化糟粕和陋习沉渣泛起,而要明确提出去糟粕、易陋习的要求。有时候,认真地思考一下我们有哪些好的传统、哪些坏的传统,不怕揭自己的丑和短,才能实实在在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文化为经济建设服务不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讲到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毫无疑问,在当今中国,一切工作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建设要为这个中心服务。怎么“服务”呢?我主张在文化建设中,坚持明道以振兴中华,明道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这里强调的“明道”,包括对我们走的道路、讲的道理、践行的道德中讲的“道”要“明白”。今天我们常讲的“中国道路”,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的“道路”,在英文中一般被译为path或者road,有时还被译为way。这样的译文,大体上是可以的。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的话,这样的译法是可以讨论的,因为path或者road都没有准确地反映出中国人所讲的“道路”的深刻含义。中国人所讲的“道路”,是由“道”和“路”两个字构成的,指的是符合“道”的路。其实,中国人所讲的“道理”“道德”,都强调“道”,认为符合“道”的“理”才是真理;符合“道”的“德”才是大善之德。这个“道”,是中华文明中的精华。

     

        “道”,在中国哲学史上,这一范畴是由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老子提出的。在老子以前,人们对生成万物的根源只推论到天,至于天还有没有根源,并没有触及到。到了老子,开始推求天的来源,提出了“道”。由于“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思想,在历史上他们就被称为“道家”(Taoism)。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其他各家各派思想家都接受了“道”这一概念,并作了他们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因此,“道”在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中,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地位。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也就是说,他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而生。道生成万物之后,又作为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而蕴涵于天地万物自身之中。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个“道”可以说是天地万物自强不息地运行的普遍规律。这种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但又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的,即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它是需要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去体认的。

     

        我们的老祖宗不仅讲要“明道”,而且强调要善于认识和处理好“道”与“器”、“道”与“用”的关系。“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弘扬中华文明要“明道”,同时要善于把握“道之用”。在今天的中国,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文化建设必须为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种“动力”,这种“支持”,不是仅仅为经济建设搭一个舞台,而是要让文化建设承担起帮助人们提高素质和能力,特别是要帮助人们形成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理想信念”“共同思想基础”的重任。我们许多人喜欢讲“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种说法功利色彩太浓了,既不利于文化的繁荣,也不利于用文化去推动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只有从文化建设中把握民族振兴之“道”、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之“道”,才能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更加自信、更加自觉地投入到经济社会建设中去,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作者为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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