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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一八”事变82周年纪念日刚刚过去之际，本版特刊发抗联老战士陈雷生前回忆抗联战斗生活的口述实录，以牢记历史，珍惜和平。——编者
拖住小日本的后腿儿
1941年，是不寻常的一年，为啥呢？因为6月22日这天，德国向苏联发动了侵略战争，爆发了苏德战争。日本这边也开始配合德军加紧对我们国家的侵略步伐，在孙吴县到嫩江县之间布下的日伪军多得很，大约有几十万人。小鬼子在这一带布下这么多人干吗呢？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在德国打进莫斯科的时候，他从这儿插过去，把乌拉尔以东地区变成他的。面对这样形势，抗联所属各部只好转战到敌后，在东北的很多地区开辟新区，准备打持久战。
当时，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指挥部作出了一个切合实际的决定，就是让三支队继续在阿荣旗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主动进攻敌人，牵制日本鬼子进攻苏联。这样一来，在1941年的6月份，三支队就第三次来到了阿荣旗一带活动。随后9月份，九支队根据中共北满省委的决定，也来到了阿荣旗、莫旗一带发动群众，建立地方组织。
从后来的战争局势来看，北满省委当时的决策实在太对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及时把松嫩平原的抗日烽火吹向西北，扩大了抗日斗争的区域，很好地牵制住了日军很大一部分兵力，扰乱了日军后方的平静，打破了日军配合德军瓜分苏联的企图。
“我刚到三支队”
1941年2月，我随李兆麟一起从苏联回来，我在三路军总部工作了一段时间。三支队政委高禹民牺牲后，没有负责政治工作的干部。为了加强三支队的工作，三路军指挥部决定王钧由支队参谋长提升为支队政治部主任，安排我到三支队任宣传科长，做政治工作。
我随三支队派来的两名交通员于5月26日到达与部队接头的地方——德都县朝阳山北科洛河附近。我们一连在附近山坳里等了四天，才“听到三声敲打树木的声音”，这是接头暗号。三支队的张子荣和梁成玉接我们走出山坳，来到部队驻扎的小山丘。我把李兆麟总指挥的信交给了支队长王明贵同志，并口头传达了我担任政治工作的指示。当天晚上部队开了一个会，一方面是庆祝与指挥部取得联系，另一方面是欢迎我的到来。
我们在科洛河住了几天就出发了，出发前打过赵家围子，然后就去嫩江活动。第一仗打的是罕达气金矿，得了不少的金子、伪满纸币。当时我们的钱都是由战士背着，我们的战斗一般都是夜间打，事先经过侦察，远距离偷袭，不等敌人知道，就悄悄地摸到敌人近处，打个措手不及。
王明贵同志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指挥战斗勇敢、机智、坚决。在攻打罕达气金矿的时候，我们是骑马去的，下马之后王明贵命令战士们匍匐前进，到敌人围墙角下，再一拥而上，跳了进去，等敌人发现我们，我们已经站到敌人跟前儿了，伪军二十多人都被我们缴械了，打死了两个日本人。罕达气交通方便，怕鬼子大部队追上来，王队长带着我们很快撤出了战斗，带走了一些粮食。
6月份，过嫩江时，遇见了伐木工人，他们说八站腰站那儿新到伪军警察30多人，日军20多人，我们决定攻打这批敌人，连夜从嫩江西岸返回东岸。八站腰站有三座房子，一座住着警察，一座住着日军，一座住着老百姓。在这次战斗中表现最勇猛的是支队部通讯员宋喜林，他第一个冲到敌人房子跟前，扔了两颗手榴弹，一个人就把伪警察所给缴了。鬼子房不好打，他们在墙上抠洞向我们射击，最后我们把房子点着了，鬼子四处逃窜，被我们打死了四、五个，缴获了一挺机枪，三十余支步枪，1800多发子弹和其他物资。
与鄂伦春老乡“拜把子”
我们当时在大兴安岭进行的游击战，严格说来是一种无后方作战，虽然有一些群众关系，却没有稳定的后方基地。粮食、布匹、马匹、枪支弹药等物资只能从敌人手中去夺取。这一次次艰苦的战斗，从纯军事观点看也许并无重大意义，然而对抗联的生存来说，意义却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王明贵支队长和我带领三支队战士两渡那都里河，解决了位于那都里河附近的“满鲜木业”五号木材转运站、四号木材转运站，缴获了大量粮食等物资。而后辞别多布库尔河，快马加鞭，巧渡甘河，又相继渡过了奎勒河、诺敏河、毕拉河，于1941年7月24日来到了大兴安岭的腹地——鄂伦春自治旗的小二沟，这里是鄂伦春人住的地方。我们站在山上一看，这里有高山，有河流，有丰美的草场，还有原始森林，真是太美了，简直就是人间仙境！王明贵把我叫到跟前，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用望远镜望去，发现山下有四个冒烟的“撮罗子”（“撮罗子”也叫“仙人柱”，是鄂伦春人用桦树皮和桦树干搭成的房屋，形状就像一个大窝棚——记录整理者注），旁边不远的地方有一群马在吃草，还有许多马驹子在大母马身边转来转去。王队长断定是鄂伦春人的部落，绝不是日军。于是命令部队停止前进，隐蔽露营，安排高邦华副官和中队长修身先去“撮罗子”邀请他们的首领。
听高邦华和修身回来说，他们来到部落，修身笑呵呵跟老乡们说：“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军，从这里路过，为免于误会，特地前来拜访首领。”非常凑巧的是，这个部落的佐领（佐领：鄂伦春部落的首领——记录整理者注）盖山正与两名达斡尔人说话，其中一位叫额勒格苏的，我们的部队曾在他的老家活动过，他说，“抗联不是土匪，是专打日本鬼子的队伍，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所以，盖山很快就同意上山了。
盖山带着鄂伦春人义日格程和达斡尔人额勒格苏、孟常书一行四人上山来到了我们的宿营地。我们热情地把他们让进帐篷唠起了家常儿，额勒格苏懂汉话，他给当翻译。从谈话中，我和王明贵都觉得盖山觉悟很高，思想也很进步，是一位有爱国心的部落首领。
王明贵向盖山介绍了我们队伍的情况。他说：我们的队伍是多民族组成的部队，有汉族、蒙古族、朝鲜族、回族、满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的战士。这支队伍有严明的纪律，不侵犯人民的利益。我们每个战士都是为了打败日本鬼子而团结战斗的。还向盖山等人讲述了我们抗日救国的主张和抗联战斗的事迹，指出了日本鬼子侵略我们的罪恶行径。王明贵的话打动了盖山等人，他们谈得很尽兴，一直唠到深夜。
第二天，盖山带着很多鄂伦春人来到我们三支队的宿营地。这些鄂伦春人，大多数是年轻猎手，骑着马、背着枪，个个彪悍健壮。我们与鄂伦春老乡们越聊越近乎儿，还拿出部队剩下的白面一起包了顿饺子，那场面像过年一样，可热闹了。王明贵在敬酒时说：“抗联没有后方不行，马匹、车辆、爬犁、枪支、弹药、服装、伤兵治疗都是大事，我们要搞后方建设，而你们这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是建立后方基地最好的地方。希望你们能给予帮助，看管好我们的物资。”盖山毫不犹豫，高兴地答应了。从此，我们的马匹、鞍具和衣物等都由盖山他们帮助保管了。盖山提出要和我们“拜把子”，我们抗联部队不兴这个啊，又不能当着那么多老乡的面儿说不行，王明贵就说：“这个问题，我们得研究一下”。晚上，我们三支队专门为这事开了干部会，大家一致认为，能争取少数民族老乡的支持和帮助不容易，应该尊重鄂伦春人的风俗习惯，答应盖山的请求。我们支队的四位领导与盖山等七人结拜成兄弟，从此抗联与鄂伦春人结下了友谊。
能跟抗联将领结拜，这让盖山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鄂伦春人经常被当作是“野人”，能够交上一个真心诚意的汉族朋友，而且还是令他们敬佩的抗联大官儿，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儿。结拜仪式上，一块空地，燃起一堆篝火，我用红纸写了“金兰谱”，盖山把“金兰谱”分给每人一份。然后，插草为香，进行了结拜宣誓：“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愿同生死，共患难，不投降，不叛变，为了抗日救国结拜为兄弟……”。因为怕“金兰谱”被敌人得去，王明贵向盖山解释，在征得盖山等人的谅解后，当场把我们几个抗联干部的金兰谱都投入篝火中烧掉了。随后，我们赠给盖山等七人每人一支步枪和一些子弹。盖山很高兴，在“撮罗子”里摆上酒席，邀请我们去做客，我们席地而坐，一边喝酒一边品尝由盖山女儿占珠梅炖的狍子肉。
端掉了鬼子的“柜房”
在盖山部落附近住了五六天，大伙儿的疲劳消除了，体力也恢复了，准备同日伪“讨伐”队进行新的战斗。王明贵向盖山等人了解到，过了格尼河，在大索勒珠有个益昌伐木公司，是日本人经营的，那里储存着大量的枪支和粮食等物资。王队长和我们几个支队委员商量后，决定攻打益昌伐木公司。
讲到这，得给大家介绍一下益昌伐木公司到底是干啥的？这个伐木公司是日本人掠夺木材、进山“围剿”的一个据点。公司里面有一部分日本人，还有200多名中国劳工，这些中国劳工都是被日本鬼子强迫来的。
我记得，那是1941年8月11日的上午，由盖山等人做向导，我们顺着格尼河，来到了益昌伐木公司附近的一条小河边，河边长着稠密的柳丛。公司的院子很大，门前设有岗哨，里边有一个连的伪军，分别住在两个营房里。公司的20多个日本军官住在铁丝网里，由伪军看守。公司在小新立附近设有一所“柜房”，里面藏着大批掠夺来的粮食、服装、日用品和药品等各种物资。
中午十二点半左右，王明贵命令我们借助柳树丛的掩护，避开敌人的视线，蹚着河，来到了益昌伐木公司大院的门口。此时，益昌伐木公司的院子里静悄悄地，日伪兵们正在休息。王明贵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让冲锋队长李成带领5名冲锋队员，在前面引路。到公司大门口时，大门敞开着呢，看见有一个日本哨兵背着枪，正在站岗，盖山马上从裤腰带上解下一只野鸡，上前递给站岗的哨兵。日本哨兵看到送野鸡很高兴，走过来接过野鸡，嘴里还呜了哇啦说一大堆。此时，跟在盖山身后的李成腾地窜出来，伸出两手抱住日本哨兵，用力往地上一摔，刘宝柱掏出匕首就朝哨兵胸口连捅两刀，就把日本哨兵给放片儿了。战士们一下子冲进了院里，院子里面的三条军犬“嗷嗷”地向战士扑过来，跟在盖山、义日格程、额勒格苏、常书、廷宝身后的猎犬马上冲向了三条军犬，李成赶紧朝军犬开枪，刘宝柱也“叭叭叭”开了七、八枪，将军犬打倒在地。
枪声惊醒了睡觉的日伪兵。日本大柜（大柜：指日本统治者派到扎敦河满铁林业所的代理人——记录整理者注）金清宪太郎还没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就当了俘虏。
王明贵引导冲锋队员冲进日伪军官的营房，大喊一声：不许动，缴枪不杀！有一个日伪军官刚想伸手摸枪，被战士刘保柱发现，一枪打死了，其余的伪军见状都乖乖地投降了。我带领9名战士包围了日本兵住的房子，高邦华带领6名战士躲在房子院墙后边，用日语命令他们投降。这几个日本兵顽固抵抗，高邦华甩进去几颗手榴弹，房舍和周围一下子炸开起火了，有几个没穿衣服的日本兵从后门逃出去，剩下的死的死、伤的伤。
战士们打开小新立柜房，将大米、白面、豆油、食盐、日用品、药品、服装等大批物资都装上了马爬犁，有十几套马爬犁，运到后方基地——大索勒珠附近的山里隐藏起来，做了记号，托盖山保管。这些物资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是我们部队后来的“救命给养”。
我们解救了二百多名劳工，其中有3名劳工参加了抗日联军，其余的都回家了。我们把那个平时作恶多端的日本大柜金清宪太郎交给了劳工处置，劳工们把他装进麻袋，扔进了格尼河。
沸腾的火烧杨
日本鬼子在查巴奇林场火烧杨腰站设立一个公司，叫“火烧杨伐木公司”。公司有十几个日本鬼子，二十多个警察，五十多个工人。公司在文布奇大东沟设有一所伐木“柜房”。这里是鬼子的一处重要的采伐集材场，大批优质木材被掠夺并从这里运走。
在火烧杨东边有个查尔巴奇屯，这里有两个农民，后来成了我们的协助侦察员：一个是闫卫国，另一个是朱国林。
1941年9月10日，我们来到了火烧杨一带，当地老百姓以为又是土匪来了，都很害怕。王明贵耐心地跟老百姓说，我们是抗联，专打日本鬼子、汉奸，为穷人打天下，你们不要害怕。把你们吃剩下的饭给我们点就行。老百姓一看我们不抢不夺，这才确信我们是好人，后来很多人给我们送饭、送信，帮助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
龙潭沟有一个叫张庆山的人，也在公司做工。张庆山曾经有个未婚妻叫小妮，她家就在文布奇。她爸爸两年前因给我们送信，被鬼子发现给杀了。小妮和她妈相依为命。小妮懂事，孝顺，心疼妈妈，什么活都抢着帮妈妈干。张庆山知道后，就托人向小妮说媒。可就在结婚前六天，两个日本鬼子来抄家，强奸了小妮，杀了小妮和她的妈妈，抢走了小妮的嫁妆和院子里的三只鸡、五只鸭和一头毛驴。张庆山知道后，抱头痛哭，从此对日本鬼子就更加痛恨。
后来，张庆山主动帮助我们，经常给我们送信，侦察鬼子的动向。有闫卫国、朱国林、张庆山等人为我们通风报信，我们很快就摸清了火烧杨伐木公司的一些情况。
1941年9月上旬的火烧杨，本该秋高气爽，可不知为什么，雨却哩哩啦啦地下个不停，整个火烧杨在连日的阴雨里很寂静。15日，吃过晚饭后，我和王明贵一起给战士们做好了战前动员后，王支队长一声令下，战士们片刻就把火烧杨伐木公司文布奇大东沟“柜房”包围了起来。
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王明贵带领战士们架起长梯，从“柜房”墙的东面爬上来，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搏斗。我率领战士从“柜房”墙的西面爬上来，趁着鬼子将主力都用在“柜房”墙的东面时，我们从后面包抄过来，鬼子顾头顾不了尾，被打得措手不及，狼狈逃窜。
“柜房”西南几公里的野外，像个围猎场，追的、堵的，我们的战士各显神通，轻重机枪一齐扫射，像割麦子似的；还有的机枪手，抱着机关枪转着圈地“突突”，好像平地里刮起了旋风……
我们的战士子弹用尽，就开始拼刺刀，在工人们的帮助和配合下，只用几个小时，就打下了火烧杨伐木公司。这一仗除跑了一个叫小本一郎的鬼子外，消灭了二十多个鬼子，缴获了二十多支枪，还有六零炮、掷弹筒等武器以及大米、白面、布匹等物资，我们部队留下一部分外，其余的都分给了工人。
这一仗打得好，战士们都高兴地蹦了起来，跳了起来，有的还三五成群地抱在了一起。有的战士从屋里找来了皮鼓和铜锣，就连洗脸盆、煤油桶及锅碗瓢盆，都拿了出来使劲地敲打。还有的战士更有意思，把破草垫子拿出来点着了。接着又抱来一些杨木杆子，扔在点燃的草垫子上，火光通红通红的，把地都考热了，火烧杨沸腾了。
断水断粮九天九夜
1941年10月秋，特务胡振亚在北山林里发现了我们的踪迹，他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了日本鬼子。日本鬼子立即出动大批部队进山围剿我们。同时，又派出多股小部队，分散在游击区的山林里，搜集情报，一旦发现目标，就像狗抓虱子那样，咬住不放，不给我们一丁点儿的喘息时间。
我们与日伪军和日伪警察碰上的地方，是在沃尔会河一带，就同他们打了一场遭遇战。我们是边打边退，但经过了几次转战，还是甩不掉日本鬼子。在六合屯，遇到了鬼子的主力，和他们打了一仗，打得挺激烈的。当我们撤到白家屯过河时，又被沼泽淤泥所陷，好几个战士掉进泥潭，再也没出来。当我们好不容易退到人头山时，队伍只剩下二十九人。
人头山，坐落于格尼努图克的东南部四十余里处，因远望状如人头，故得名。山不高大，也不险峻，周围地势略显平旷，利于小部队的短期坚守，不利于长期作战。日本鬼子把人头山团团围住，山上无水无粮，想把我们困死在山上。
而抗联战士的惊人毅力是鬼子想不到的，我们在人头山一直坚守了九天九夜。没有粮吃，就用松子、树皮来充饥。战士们扒下松树皮，连撕带削地把紧贴树干的那层嫩皮弄下来，没有水煮不了，就生吃，刺鼻的松节油味儿让人直反胃。10月份的夜晚已经寒气逼人，战士们的衣服被树刮的也都不成样子了，幸好还可以拢火，战士们就围坐在火堆旁把脚对着火堆，使劲儿地往一块挤。尽管有火堆，但是早上起来衣服都会让厚重的霜露打湿，冰凉、透湿的衣服再加上多天米粒未进，战士们冻的瑟瑟发抖，全身都青一块、紫一块的。王队长我们三人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能被困死在这儿，就是死也要跟小鬼子拼一拼。经过多天的侦察，鬼子也懈怠了对我们的包围，我们决定从西北处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地方打开缺口，突围出去。
可能也是老天爷在帮我们，就在第九天晚上，王队长率领我们剩下的二十几个人奇迹般地从鬼子的眼皮子底下突围出去了，然后绕了个弯，转入了山林。
尽管天很凉，可是经过生死考验的战士每根血管都滚烫滚烫的。战士们高兴地唱起了《露营之歌》。
后来，我们被困人头山九天九夜又顺利突围的事儿，在队伍里传开了，大家都说我们抗联是铁打的战士。(陈 雷 口述 梁彩霞 郑玉杰 记录整理)
(陈雷简介：1917年出生，原名姜士元，曾用名陈雨田，黑龙江省桦川县人。1933年在学校参加抗日活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至1942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宣传科科长、六军二师政治部负责人、游击队队长。1938年7月派往第一批西征部队做政治工作，后又派任北征部队第一支队政委。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任苏联国际红军八十八旅三营六连副连长、一营党支部宣传委员、政治教员。1945年9月至1952年8月，任苏联红军绥化卫戍区副司令员、绥化中心县委书记，龙南纵队政委，黑龙江警卫一旅政委，龙南专署专员，西满第三地委副书记兼三分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委秘书长。1952年8月至1954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主席。1954年8月至1966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基建部部长、省委工业部部长、副省长兼经委主任、计委主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7年6月任黑龙江省建委主任、党委书记。1977年12月，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79年12月，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省长。1982年8月任省委副书记、省长。1985年5月，任中共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1988年离休。中共八大代表、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一、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第五、六、七届党代会代表，第三、五届黑龙江省人大代表。2006年在哈尔滨逝世，享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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