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希望光明日报读者能一如既往地关注中国文化，关注俄中文化关系的发展。衷心希望光明日报能成为俄中文化交流的桥梁！

    ——齐赫文斯基

    盛夏之中，在莫斯科河畔的斯大林时期标志性建筑“艺术家大楼”，记者采访了居住在此的俄中友协荣誉主席、俄罗斯汉学家联合会荣誉主席谢尔盖·列奥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院士。

    齐赫文斯基今年已是95岁的耄耋老人，虽行动不便，但精神矍铄，耳聪目明，谈锋甚健，对于往昔的很多人与事仍然铭记在心，一一道来。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的？

    齐赫文斯基（以下简称齐）：我小时候，俄罗斯作家和旅行家奥布罗切夫的《中国游记》使我对东方古国——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后来，我又读了普罗日瓦尔斯基等人写的关于中国和中亚各国的游记小说。我家当时住在列宁格勒市（今圣彼得堡），艾尔米达什博物馆（冬宫）内中国厅的中国藏品，如瓷器、丝织品、地毯、大瓷瓶、青铜器和硬木家具使我流连忘返。我十一二岁那年夏天，父母和我在疗养院休假，邻居正是著名的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他与父母有关中国的谈话很有意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学毕业后，我报考了列宁格勒语言学院（后成为列宁格勒大学一个系）。当时28个学生中，我是唯一自愿报名学习中文的。就这样，阿列克谢耶夫教授成了我的第一位汉语老师，我至今非常感激他。汉语很难学，读到四年级时，班上只剩下我和一个女生。

    但五年级还没有读完，我就被调入苏联外交部工作，当时外交部各种语言干部奇缺。1939年5月的一天，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召见了我。当时我才21岁！莫洛托夫问我：“你在哪里学的中文？你学得怎么样？”我报告说，是在列宁格勒学的中文，学得不太好，因为没有中国老师，都是通过唱片来学习的。莫洛托夫问：“你还会什么语言？”我说：“英语和德语。”“好！你可以走了。”莫洛托夫严肃地对我说。后来，莫洛托夫的秘书打来电话说：“莫洛托夫让你现在和他一起去克里姆林宫，你给一个中国人当翻译。”

    到了克里姆林宫才知道，来访者是孙中山的儿子、中国立法院院长孙科。我主动用中文与他打招呼：“你好！”孙科说：“你好，年轻人，你懂英文吗？虽然我是中国人，但讲不好中文，我说的中文在中国都没有人能听懂！”

    我陪孙科进入会见大厅，一眼看到了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等人。斯大林与孙科互致问候。斯大林看看我就笑了，说：“这么年轻的翻译。”会谈开始后，我用英文给孙科翻译，有时实在翻译不出来了，在坐的外交部副部长波焦姆金就帮我的忙。会谈的内容是关于苏联政府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第三期贷款的事。

    记者：请您讲讲您的中国姓名“齐赫文”的来历。

    齐：1943年底我被派往在重庆的苏联驻中国使馆工作，帕纽什金大使让我同他一起去参加一个活动并当翻译。四川一位富商、银行家请大使到家里做客，此人与郭沫若有点儿亲戚关系。当时，郭沫若和邵力子都在场。郭沫若问我：“你贵姓啊？”我说：“齐赫文斯基。”郭又问：“你有中国名字吗？”我说：“没有。”郭沫若对邵力子说：“我们给他起个中国名字吧！”他们在那里反复读着我的俄文姓名，突然异口同声地说：“就叫齐赫文吧！”

    1945年我回到莫斯科后，郭沫若来访，我全程陪同，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我一直为他当翻译。郭沫若回国后写了一本《苏联游记》，其中还讲到他在列宁格勒与我父母认识接触的事情。

    后来，我又被派往中国北平工作，成为苏联使馆驻中国北方地区负责人兼总领事。北平和平解放之后，解放军一进城，叶剑英就带人到了苏联总领馆，我至今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地址是东交民巷37号，电话是592062。叶剑英神情凝重地告诉我，国民党特务将对苏联和美国的外交官进行暗杀，然后再嫁祸于中共。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毛主席住在西山的双清别墅。一天，毛主席请苏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去做客，我陪同前往。毛主席设宴款待了我们。宴会结束后，双方开始正式会谈，中心议题是刘少奇访苏、中国请求苏联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和派遣专家等问题。参加会谈的还有刘少奇和周恩来，师哲做翻译。

    他们集中到长桌的另一端去商谈访问细节，毛主席和我坐在长桌的这一端。毛主席默默地坐在那里，似乎在考虑问题。当时我很年轻，不知深浅，就主动对毛主席说：“毛主席，我能问几个问题吗？”毛主席笑着说：“好哇，问吧！”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孙中山的，因为我的副博士论文就是这个题目。苏联科学院学术委员会的质疑意见是：孙中山与中共有什么关系？毛主席详细地向我讲述了中共与孙中山的关系。我非常高兴，毛主席替我解决了论文中的一个难题。

    我接着提问：“毛主席，我现在正在收集戊戌变法的材料，您如何看待戊戌变法？如何看待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毛主席兴致勃勃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的一席话对我来说可真是重大发现啊！这可是第一手材料啊！

    我提的第三个问题是：“我的导师阿列克谢耶夫与中共一些人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吴玉章等人把汉语拉丁化，专门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人创办了《工人之路》报。”毛主席说：“我知道这个情况，当年在延安就有人试图把中文拉丁化，我坚决反对这样做，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就体现在方块字上，任何拉丁化都行不通。”

    我紧接着又问：“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什么？”毛主席说：“同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其他阶层一样，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主义的压迫，因此，我们要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主义做斗争，建设新中国。”

    这时，长桌那一端的会谈也结束了，我们起身告辞了。

    后来，我又与毛主席见过几次面。一次是毛主席接受苏联新大使罗申递交国书，这是中共领导人首次接受外国大使递交国书，我在现场翻译了国书和大使的致辞内容。毛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时，我一直送他到中苏边境，在满洲里火车站还为他照相。

    记者：听说您也是叶剑英的好朋友？

    齐：此话不假。叶剑英离开北京到广州任职前，专门在颐和园万寿山请我吃饭，宴会非常丰盛，每道菜都是色香味俱全！宴会快结束时，我说我品尝了鸡鸭鱼肉。这时，叶剑英请出了掌勺的老厨师。老厨师说：“你们吃的是鱼宴啊。”他告诉我们，他早年曾在慈禧太后的御膳房当差，慈禧只吃素食和鱼，他们就想方设法把鱼肉做成各种肉味儿。

    很快，我去广州处理苏联使馆的财产问题。与我同行的还有真理报驻华女记者契乔特金娜。叶剑英宴请了我们。由于国民党残余势力把广州发电厂炸毁了，只好点蜡烛，餐厅内外站满了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叶剑英站起来用俄语祝酒。每道菜上来后，契乔特金娜都仔细询问是什么菜，叶剑英就说是“蘑菇、嫩鸡肉”什么的。若干年后，我在莫斯科见到契乔特金娜时告诉了她那些广东“美味佳肴”的实情，她根本不相信。

    记者：外交工作与学术研究，您是如何做到“鱼和熊掌兼得”的？

    齐：在北京工作期间，我经常应吴玉章校长的邀请到人民大学去讲课，很受人大师生的欢迎。离任回国时，人民大学专门把给我的感谢信送到了火车站。我曾到苏联驻英国和日本使馆工作，后回到外交部工作了10年，又担任了6年的外交学院院长。后来，我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并担任了历史部秘书，从此，我彻底离开了外交部，专门从事研究工作。我先后担任过中国学研究所和东方学研究所所长。与此同时，我开始在苏中友协工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曾任友协主席，后来由我接任，现在我是名誉主席。

    记者：您是中苏和中俄文化交流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您如何展望两国文化交往的未来？

    齐：现在，俄中关系正处于上升阶段，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十分重视俄中关系的发展。其实，俄中的文化关系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上世纪30年代，梅兰芳率团访问苏联，引起了巨大轰动，当时，我正在上大学，看了梅兰芳先生主演的京剧。后来徐悲鸿的来访也引起巨大反响。鲁迅先生亲自翻译《铁流》和介绍苏联的版画艺术，苏联也翻译出版了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在重庆时期，曹靖华先生亲自给苏联使馆的外交官和家属授中文课。新中国诞生后，苏联翻译出版了许多中国著名作家的作品，如郭沫若的《访苏游记》，刘诗昆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前不久，俄罗斯远东研究所举办了“儒学与俄罗斯文明对话”国际学术论坛，俄罗斯各地的孔子学院在俄中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俄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需求越来越大了。

    现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在俄罗斯也很受关注，成为俄罗斯学者的新研究课题。我们清楚，中国人民的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已占据重要位置。

    目前，我负责两大科研计划：一、《俄中关系400年文件汇编》，已出版了一本，今后还将继续出版。二、10卷本的系列丛书《中国：从远古到21世纪之前》，从夏朝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是总编纂人，同时还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我今年95岁了，非常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两部巨著出版发行。

    记者：最后请您向光明日报的广大读者发表一下感言。

    齐：希望光明日报读者能一如既往地关注中国文化，关注俄中文化关系的发展。托尔斯泰、契诃夫、普希金、果戈里等文学大师至今在中国还颇具影响。许多中国学者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俄罗斯文化的传播与研究，像巴金、鲁迅、曹靖华和戈宝权等。衷心希望光明日报能成为俄中文化交流的桥梁！（本报莫斯科8月21日电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杨 政）

人物链接

    谢尔盖·列奥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生于1918年9月，历史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现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81年），苏联（现俄罗斯）特命全权大使（1967年）。他师承俄著名汉学家、俄罗斯汉学研究彼得堡流派奠基人В.М.阿列克谢耶夫，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研究流派，被公认为当前俄罗斯汉学界的泰斗。他20世纪60年代任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在东方学、中国学研究方面造诣深厚，成果丰硕。

    他撰写了10多部专著、500多篇论文。其中《19世纪末中国维新运动与康有为》（1959年）和《孙中山的外交政策观点与实践》（1964年）被认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1898－1949年中国独立和统一的道路：根据周恩来的传记资料》（1996年）构成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三个不同阶段的奠基之作，其研究方法、翔实史料和观点对俄汉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史》（1972年）出版后即被译成多种文字，影响延续至今。2000年，由他主编的《中国的改革与革命》系列丛书获俄罗斯联邦国家奖，时任总统普京曾亲自给他颁奖。

    他又是资深外交家，1968—1974年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执行委员会委员，1981年后任苏中友好协会主席、荣誉主席。曾多次作为外交官来华工作，目睹或参与了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当时留在北京的唯一苏联官方代表，他促成了在新中国成立第二天就实现中苏建交。

    他一生不遗余力研究和传播中国历史和文化，致力于发展中俄（苏）友好关系，并作出了杰出贡献。（杨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