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世界尊敬的“中国医生”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甘忍亲人相隔之苦、甘冒殒命之险，在遥远的异域，不畏艰辛，为当地百姓消伤除痛，他们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中国医生”。

    这是一支无坚不摧的队伍，他们的眼里只有病人，而无国界之分；这支队伍日渐庞大，在1963年至今的半个世纪中，从第一批24位累计到今天的2.3万名；这支队伍跨洲越洋，走进66个国家和地区，为医疗技术落后的受援国诊治病人达2.6亿人次。这就是被受援国人民视为亲人的中国援外医疗队。

从“不认可”到“不让走”

    在非洲一些国家，如阿尔及利亚，有很多人叫做同一个名字“喜努华”。这个名字来自法文音译，直译成中文是“中国人”，非洲人为何要称自己的孩子为“中国人”？

    回溯至1962年7月，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殖民统治而独立，外籍医务人员和医疗设备几乎全部撤走。阿境内缺医少药、疾病横行，人民求医无门，阿政府向世界发出医疗援助呼吁。

    彼时，我国第一个向世界宣布将派遣医疗队赴阿长期工作。随即，1963年4月6日，从北京、上海等地优秀医生中抽调组成的医疗队开始奔赴阿尔及利亚。面对来自千里之外的陌生人，当地百姓似乎并不欢欣，而是怀疑：这些来自中国的医生，能比得上刚撤走的欧洲专家吗？

    其实，为了赢得当地百姓的信任，医疗队在组建时就采取了高职低派的做法——主治医师当住院医师用，年轻外科医生当护士用。尽管如此，当医疗队的放射科医师魏金元为一位病人诊断出胃溃疡时，病人并不信服，特意跑到170公里外的大城市奥兰做检查，但检查结果与中国医生的诊断并无二致。

    但是，这并不足以让他们认可“中国医生”，直至医疗队让他们“重见光明”。在当地，白内障是常见病却无法医治。当眼科医生刘钢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治愈了一位病人时，当地人奔走相告。

    就这样，医疗队陆续开展的大型外科手术和疑难重症治疗，相继填补了阿国的空白。他们的针灸治疗因为治愈了一位饱受“幻肢痛”的截肢军人，而闻名整个阿尔及利亚，被称为“神针”。

    当中阿双方初定的半年援助期将满时，阿国政府3次挽留，医疗队拖至1965年10月才回国。在2年半的时间里，医疗队诊治37万多人次，做了3000多例手术，接生1000多个婴儿，而且，从没发生过一次医疗事故。这些经过“中国医生”的手来到世上的婴儿，很多被他们的父母取名为“喜努华”。

    此后，从乞力马扎罗山到几内亚海湾，从尼罗河河畔到东非大裂谷，从广袤的非洲大草原到茂密的丛林深处，中国医疗队像珍珠般洒落在非洲大地上，并向亚洲、拉丁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的发展中国家继续延伸。

    不仅于此，医疗队还为受援国无偿援建了上百所现代化医院、开展短期巡诊……他们受到当地政府和百姓的信任和爱戴，迄今已有1001名医疗队员获得受援国首脑颁发的勋章等多种荣誉。

无悔的人生中缺席了对亲人的情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受援国医院条件简陋，医疗队员常亲手制作必要的设备和器械，如无影灯、手术床、高压消毒锅等手术设施，甚至因生活物资缺乏，他们自己种菜养鸡，以备不时之需。

    但这并不算什么，最大的苦楚来自思亲念乡。队员们奔赴国外时，在对父母的尽孝中，他们缺席；在对爱人的陪伴中，他们缺席；在对子女的教育中，他们缺席。援外医疗的工作期限一般是2到3年，但经常受当地政府挽留，归期一拖再拖。队员们将自责和遗憾深藏心底，面对病人却仍然是大医精诚。

    第一批援外医疗队队员徐贤泽离开家时，怀孕7个月的妻子让他为孩子取名。徐贤泽说，男孩叫彬，女孩叫文，取文质彬彬之意。

    徐贤泽本以为最多1年就能回国，但因为延期，回国已是2年半以后。徐贤泽想象着儿子见到他扑进怀里的天伦之乐，但是面对的却是一个看到他不知所措的儿子，酸楚无从说起。但与其他人比起来，徐贤泽自谓不算苦，有的队员甚至失去了生命。

    当时，受援国多是环境堪忧之地，战乱频发、疾病肆虐。尤其是非洲国家，国内罕见的艾滋病、疟疾、伤寒等传染病在那儿司空见惯。

    面对这些疾病以及缺乏有效防护措施的医院，每一次诊治，队员们都遭受着感染风险。在马里，一位医疗队员为一名艾滋病人做手术时，病人的血液溅进她的眼内，经过及时处理后，她仍坚持为病人做完手术。术后她交代同事，如果她染上艾滋病，就不回国了，死后葬在马里。

    就是这一位位普通却不平凡的队员们抒写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在中国派驻援外医疗队的半个世纪中，因疾病、战乱、工伤和意外事故，50位优秀队员先后献出了宝贵生命，大部分安葬在国外，缺席了自己后半生。

为受援国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中国医疗队”

    尽管有着缺席的人生，但只要受援国需要，援外医疗队员从不缺席。他们期望，带给受援国的不是一年又一年的外部救助，而是一代又一代的技术自立。

    桑给巴尔人苏莱曼有两个父亲，一个是桑给巴尔前副总统，一个是“中国医生”。这位总统父亲曾对中国医疗队说，我只给了他一个身体，真正使他成为有用之才的人是“中国医生”。

    1965年，周恩来访问桑给巴尔，对正在援桑的医疗队说：中国医疗队迟早要走的，我们要培训当地医务人员，给当地人民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

    的确，桑给巴尔医生奇缺。在614位医务人员中，本地医生仅有2名，其余32名医生全是从国外招聘来的外籍医生。为改变这一窘境，中国医疗队开始了“既当医生，又当老师”的双重工作。

    苏莱曼就是学生之一。经过中国医疗队的培养，他的乳腺癌切除术、食管癌根除术、肺叶切除术、心脏缺损修补术具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成为当地颇有影响的外科医生。

    他只是一个缩影，50年里，中国医疗队通过临床带教、学术讲座等各种形式为受援国培训了大批医务人员，留下了一支“永远不走的中国医疗队”。他们先后为受援国引进心脏外科、肿瘤摘除、断肢再植、微创医学等高精尖医学临床技术，同时将针灸、推拿等中国传统医药的诊疗方法带给这些国家。

    此外，自2003年迄今，我国每年举办数十期卫生领域的援外人力资源培训班，邀请数百名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人员来华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传染病防治、卫生服务管理、传统医学、临床手术和护理技术等。

    援外医疗队不仅要给当地百姓授以医术，还要用大爱无疆的精神感召后人。1985年，医疗队队员程纪中在中非因公殉职，17岁的儿子程军在丧父之痛中立志学医，并在5年后成为一名脑外科医生。2000年，程军继承父亲遗志，毅然参加了援外医疗队，成为第9批援中非医疗队队员。

    程军并不是唯一追寻父亲足迹的援外医疗队队员，同样受着父亲感召的黄玫是第15、18批援马达加斯加医疗队队员，其父亲曾在马达加斯加做了4年的援外医疗。因此，医疗队去了一批，又回来一批，但后继队员如有根之水源源不断。

    如同一位队员说的那样，援助医疗不一定要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而是要把我们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带给他们，把“中国医生”的形象展示给世人。其实，医疗援助仅仅是我国对外援助中9项主要工作之一，其他如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援外志愿者和债务减免等项目，在前继后续的工作中，一直传承着“大爱无疆”的中华精神与世界情怀。（本报记者  陈海波 金振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