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诗人是艰难的

    做诗人容易，做好诗人难。伟大的诗人可遇而不可求。

    当代女诗人安琪说过一句话：当我死了，诗是我的尸体。她还说：除了诗，没有什么是我想留下的，把我全部的诗歌按着时间线索串在一起，就能展现出我出生至今的面貌，我的欢乐和仇恨。这是我看到的最痛彻心扉的诗人自况，也是最精彩的诗人描述之一。

    也许是我个人的偏见，好诗人常常是悲剧性的，终生不得志者十有八九，早亡和自杀往往和好诗人联系在一起：李商隐46岁，柳宗元46岁，杨炯43岁，陈子昂41岁，王勃和李贺只活了27岁，现代诗人徐志摩35岁，更近的例子是“北大四才子”中的三位诗人，海子、戈麦、骆一禾，死时分别是25岁、24岁、28岁，其中两个是自杀；而伟大的诗人屈原63岁左右投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诗人之死”。

    是怀才不遇，还是身心脆弱？还是说艺术才华和生命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可怕的联系？原因可能无数，但起码与心灵有关，与敏感有关。好诗人必然敏感，他会对看似平常的社会有独特的感悟，对常人的情感有超常的体验，对精神和宇宙的神秘有神奇的感应；能以我观物，以物观我，一枝一叶总关情；生活风平浪静，内心波涛汹涌，“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是如此，“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更是如此，而潭水深、月圆缺常人何曾没见过？

    在心理层面，好诗人可能都是受难者。一帆风顺是诗歌的大敌。屈原、陶潜、庾信、李煜、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看遍中国诗歌史，这些大诗人都有着失意的人生和多舛的命运。道理很简单，如果不知道世事艰难，怎么能有人生的丰富感受？没有体验过痛苦与失意，怎么能理解欢乐与得志？没有痛苦失意，怎么会有“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移情于物，怎么会有“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人生感慨，怎么会有“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的天才抒情，怎么会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旷世悲痛？

    也不是没有欢乐与幸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再生的欢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重获生机的幸福，“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柳暗花明。然而，这样的正能量体验难道不是以艰难痛苦为代价的？同样，“寒冷点燃什么/什么就是篝火/脆弱抓住什么/什么就破碎/女人哺育什么/什么就是孩子/……我爱什么——在这苍茫的人世啊/什么就是我的宝贝”，不也是风雨之后的彩虹之诗？

    好诗人要有才华。所谓口水诗，不过是缺少才华的遮羞布。没有才华对一个诗人来说真是无比残酷的事情，就像一个演员没有好相貌，等于先天不足。才华从娘胎里带来，无法后天习得。《滕王阁序》是才华，《望岳》也是才华，这些诗歌经典出世之时，作者都不过二十来岁。海子是典型的才华型诗人，被人用滥了的诗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显然不是苦吟的结果，也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晶。李商隐有一句诗“一春梦雨常飘瓦”，如梦如幻，却又真切可见，以超人的才华写出了一种常见却又无法准确表达的人生感觉。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等你在雨中，在造虹的雨中/蝉声沉落，蛙声升起/一池的红莲如红焰，在雨中/你来不来都一样，竟感觉/每朵莲都像你/尤其隔着黄昏，隔着这样的细雨”，句句才华，压抑不住。

    好诗人不但是语言的统治者，还应当是思想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作诗也不是绣花赏月。文以载道，诗亦载道。除了才华，好诗人还需要立场、信念、魄力。如果不是关注社会民生，就不会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不会有“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从这一意义上讲，打工诗歌是有出息的，关注时代、体察民生的诗歌是有出息的。许多有才华的新诗常常败在孤芳自赏、闭门造车上。下半身写作、新红颜诗歌，这主义、那流派，都不过是外衣。

    好诗人必然要炼金刚不坏之体，熔人世间的矛盾于一炉：成功与失败，苦涩与甜蜜，抗争与屈从，现实与超验，生存压力和献身诗歌。因此，做好诗人是艰难的。（作者为青年评论家，《北京文学》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