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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07月31日 星期三

    重民爱民,万世根本

    祝和军 《 光明日报 》( 2013年07月31日   12 版)

        编者按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政治立场,也是其之所以能带领古老中国焕发青春、走向复兴的关键所在。只有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人民至上”才真正深入人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才成为治国理政的最高准则。

     

        历史总为今天提供镜鉴。回顾中国思想文化史,“民本”思想自发端之日起,便被视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不容否认的是,传统民本观念存在固有的阶级局限性,究其根本仍是为维护君王统治服务的,这与今天的“人民至上”有着根本不同。然而,其所强调的“重民、贵民、安民、恤民、爱民”思想,今天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为此,本版将先后刊文两篇,分别介绍民本思想的精华部分及实现路径,以期对广大读者有所裨益。

     

        同世界上其他文化一样,中国文化在其发端处也曾弥漫着宗教主义情绪,崇拜人力之外的超自然力量。但是,这种情绪却没有转化为宗教崇拜,而是转向了重视“民本”。这一思想,不仅强调了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而且体现了执政者对民众价值的逐步认识。由于阶级局限,“民本”思想精华与糟粕并存,但视人民为万世根本,仍对今多有启发。

     

    民惟邦本

     

        民本思想的第一要义是“民惟邦本”的执政理念。夏朝时期,大禹的孙子太康即位,他荒淫无度,百姓苦不堪言。他到洛水南面打猎,有穷氏国君羿趁机篡夺了夏国的政权。太康的五个弟弟被驱逐到洛河之边,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们追思大禹的遗训而作《五子之歌》。其中第一句就是:“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估计是关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最早记载,意思是说,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唯有巩固这个根本,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民本”真正地被提升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是在后来的殷周时期。公元前1046年初,周武王率领军队长途远征,讨伐商纣王。在仅仅一个月时间内,崛起于西隅的“小邦周”就迅速消灭了“大殷商”而成为天下共主。对于周人来说,这个成功似乎来得太快了一些,甚至超出了预期,以至于在改朝换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周人仍然定格在“殷是大邦、大邑,而周是方国、小邦”的传统记忆中,同时也在反思何以小邦轻易取代大国,大国何以会一败涂地。

     

        殷商何以失败?归根到底是因为过于迷信“天命”而有恃无恐,以至于民心不附,众叛亲离。周朝何以成功?靠的是重人事,修道德,实行仁爱之政,使天下归心。由此,周人得出结论:“天”“神”的意志都是由人心、民意决定的,百姓才是君立国存的基础。民心所向,天必从之;致于神者,必先致力于民。正因这种思路,殷商天命神学意识形态坍塌了,迎来的是周朝的人本文化。这种文化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正如孔子所说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民本虽不是神本,但也不是君本。孟子就曾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主权力最大,地位很高,但是,他的地位却是人民决定的。战国时期,齐王曾派特使到赵国看望摄政的赵威后。国书还没打开,赵威后便问使者:“你们齐国的收成还好吗?老百姓的生活还好吗?齐王的身体还不错吧?”齐国使者很不高兴:“我代表齐王来看望您,现在您不先问问我们大王的情况,而先问什么收成和百姓,岂不是把低贱的放在前面,把尊贵的放在后面吗?这大概不合礼节吧!”赵威后说:“你错了。如果没有好年成,怎会有人民安居乐业?如果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怎么会有国君的安宁?这是舍本问末吗?”看来,国之所以是国,因有其民;君之所以为君,亦因有其民,否则就是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为政以德

     

        民本思想的第二要义是“为政以德”的执政原则。为政者要想将民本落到实处,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修德”,即执政者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而后再外化为管理国家的原则。用孟子的话说,就是要将“不忍人之心”推而广之,成为治理国家的“不忍人之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极星,众星都拱卫在它的周围。同样,为政者依靠道德的力量治理国家,民众也会簇拥在你周围,而非人力压制所能奏效。

     

        因此,古人对从政者的品格往往提出很高要求和标准。春秋时期,魏国太子击出行,途中遇见国师田子方,下车伏拜行礼。田子方却不作回礼。击怒气冲冲地对田子方说:“富贵的人能对人骄横,还是贫贱的人能对人骄横呢?”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能对人骄横了。国君对人骄横就会亡国,大夫对人骄横就会败家。贫贱的游士呢,言语不中听,行为不合意,就穿上鞋子告辞了,到哪里得不到贫贱呢!”

     

        中国自古就有“以吏为师”的传统。执政者的个人品德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他们肩负着管理和教化民众的双重职责。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用礼仪来规范民众,用言行来影响民众,不但民众会心悦诚服,而且自己也会产生廉耻之心。战国时期,毛遂出使楚国时就曾对楚王说:“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众多哉?”成汤就有方圆七十里的土地,却能统治天下。周朝天子所管辖也不过方圆百里,却能让四海臣服,难道依仗的是兵强马壮?非也,这些贤明的君主靠的是自己的威望和完美的品质,才得以让诸侯敬服。正如孟子所说:“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相反,逆人心而动,一味地外在强迫压制,只能与初衷背道而驰。

     

    安民养民

     

        民本思想的第三要义是“安民养民”的执政策略。《左传》有言:“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意思是说,上天产生人民并且让人民树立他们的君主,是让君主来保障他们利益的。人民得到了利益,君主也会和他们一样得到利益。相反,人民不堪其苦,就会揭竿而起。

     

        正是出于对民众力量的敬畏,历史上很多开明的君主都将安民养民视为治理国家的第一要务。唐朝时期,太宗李世民亲眼目睹了隋朝两世而亡的历史过程,深感人民力量之强大。他经常告诫百官说:“为君之道,先存百姓。如果剥削百姓来奉养自己,无异于割自己大腿的肉来填饱自己的肚子。肚子虽然饱了,性命却丢了。”由此,太宗即位之初,就下令轻徭薄赋、去奢省费,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此外,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端,减轻人民负担。正是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君臣和谐,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好转。到了贞观八九年,唐朝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这也就是后世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

     

        安民保民,不能仅仅落实到口号上,而必须转化成一系列利民惠民的政策。明朝初期,朱元璋向他的大臣刘基问询“生息之道”,刘基给出的答案是:“生民之道,在于宽仁。”对于这一回答,朱元璋很不以为然。他说,不能给人民带来恩惠,仅是空泛地谈论“宽仁”没有任何意义。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宽仁”的思想转变为实实在在利民惠民的政策。就此,朱元璋提出了他的利民惠民举措:“节用,省役,明教化,禁贪暴。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仪,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刘基听后连声赞道:“此所谓仁心行仁政也。”

     

        不难看出,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安民养民,仅仅是出于维护自身政权的需要。他们虽然看到了老百姓的疾苦,感受到了老百姓的力量,但在他们眼里,人民仍然被视为统治的对象,所以是“可治”的、“可驭”的。只有今天,人民掌握了政权,执政者也来自于人民、扎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并将人民利益视为最高利益,这种倒置的格局才最终被打破。剩下的工作,就是执政者要始终保持与人民水乳交融的关系,做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唯有如此,才能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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