柿紅，新教育的颜色

    2012年底，新教育研究院准备印制一本新年记事本。商量方案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幅《柿红》作为封面。我们不去奢望柿红满园的丰收，却愿秉着以大地为柿园之心，埋首于耕种。在记事本上，我们为这幅珍贵的画配了这样的文字：

 

一群点灯者

 

把柿红

 

一盏盏地

 

播撒开来

 

每一个新教育的孩子

 

都认识这光

 

与生俱来

 

它叫爱

 

或者慈悲

 

    2012年10月14日傍晚，从新加坡风尘仆仆刚到北京的陈瑞献，在徐锋陪同下专程赶到了北京张家港饭店。

 

    没有媒体，没有鲜花，只有墙上张贴的红纸上印着一行字，写着当晚相聚的缘起：“慈果佳缘——国际著名书画家陈瑞献向新教育捐赠杰作《柿红》仪式”。

 

    如此悄然简朴的捐赠仪式，见证的却是一位世界级艺术大师和一位享誉海内外的儒商对中国、对教育的拳拳赤子之心。

 

    陈瑞献，新加坡国宝级艺术大师，曾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艺术研究机构——法兰西艺术研究院最年轻的驻外院士，被季羡林称为“代表着东西方文化发展的未来”。他通晓中文、英文、法文和马来文，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评论、油画、水墨、胶彩画、版画、雕塑、纸刻、篆刻、佛学、哲学、美学、宗教学等诸多领域成就斐然，在饮食文化、园林艺术和服装设计领域也造诣精深。先后获得过历史最悠久的艺术团体法国艺术家协会金奖章、法国国家功绩勋章、拿破仑荣誉军团军官级勋章与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水晶奖等国际性大奖，1998年由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名，他的彩墨画《大中直正》入选为《世界人权宣言》新版本插图……

 

    从艺术到教育，从新加坡到中国，陈瑞献先生因何与新教育结缘？缘分真是说不清道不明，一段缘分的缔结，往往是另一段缘分的缘起。与瑞献先生结缘，还得从我与徐锋的结缘说起。

 

    徐锋，华严集团董事局主席。2012年4月22日，由徐锋资助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在北京饭店举行。这次研讨会是为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的《理想大学》一书出谋划策，朱清时、顾明远、易中天、钱理群、辜胜阻、杨东平、左小蕾、马国川、刘海峰、杨德广等名家大腕来了一大批。会上，刘道玉的一名学生晚到先离，让徐锋义愤填膺。会议结束时，徐锋当众宣布从此不与此人交往。他说，再著名的学者，在老师面前，也应该是谦卑的。

 

    有些人，经常见面，却无法深交；有些人，只见一面，却如故友至交。我与徐锋，就属于后者。出于对他的敬意，我送给他介绍新教育的一本小书《那些新教育的花儿》和两本杂志。

 

    一周以后，就收到了徐锋的来信。他告诉我，详细看了新教育的资料，很感动，想不到中国还有人在做着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告诉他，7月份在山东有一个新教育的年会，欢迎他去观摩指导。

 

    两个多月以后的7月14日，全国第十二届新教育年会在齐国故都临淄举行，来自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的近2000名新教育同仁参加了这次以“缔造完美教室”为主题的会议。徐锋先生不仅如约前来，而且还带上了夫人、儿子和儿媳。

 

    新教育的会议内容丰富，每次时间都安排得特别紧凑，从早到晚被各项议程排得满满当当。徐锋不仅全程参加了为期两天的会议，还多次被感动得潸然泪下。在闭幕式上，他当场捐赠100万元人民币给新教育基金会，并且做了一场《相信种子，相信岁月》的讲演：

 

    “我认为，新教育是在给一个病人——中国教育，作一次准确的基因修复。大家从事的，是一项注定要走进历史的、伟大的、关系中国教育成败的基因修复工程……”

 

    “到那时，新教育也就要改名了，改名为‘中国教育’。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还要努力，还要坚持，还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继续相信种子，相信岁月，继续付出青春、汗水和生命……”

 

    徐锋先生的发言，字字珠玑，振聋发聩。这一番话，重重敲打着我的心。我永远记得那一刻的会场，2000人的现场如无人之境，在场的新教育人无不动容。

 

    100万元善款，并不是一笔小数目。可事后，从一线教师到教育管理者、到新教育专职团队的成员，许许多多的人异口同声地对我说，徐锋的讲话，远远超过100万元，堪称价值连城。

 

    可是，哪怕徐锋先生当时都不会想到，这还是另一段善缘的开始。

 

    7月18日，徐锋把自己的讲话与远在异国的好友陈瑞献先生分享。瑞献先生读完立即回复：“徐锋，顷接年会发言稿，至为感动，我若在现场，定领先起立鼓掌致敬。……知识而外，事关价值之取向与正道之灌输，新教育使命浩荡，华严新教育贡献奖之设立，尤高瞻远嘱，堪为各界楷模。”

 

    在信中，瑞献先生提到了他的一篇寓言《柿红》。他说，新教育正如寓言中之果农，有朝一日，必将“累累柿实，灼灼村庄；果农浸濡，浑身红放”。

 

    徐锋立即回信介绍了他在临淄的亲眼所见：“新教育的孩子一个个阳光灿烂。小学三年级已达一千万字的经典阅读量，一个个都是徐思原（注：徐锋之子）。我们现场听了一堂五年级小学生的毕业典礼课，老师、家长、学生都到，老师给每个学生点评，学生给老师告别，给父母感恩，最后是所有人哭成一团，包括我们这些观摩者。我为我们的后代能接受这样的教育而感到自豪，也看到了我们国家的明天和希望。”

 

    两天后的7月22日，瑞献先生给徐锋又写下了这样的一封信：

 

    “新教育亦令我想到刘道玉校长东方心灵大学之构想。或许灵犀相通，接临淄讲稿前夕，我已将新作《柿红》寄出予你。《柿红》乃我同名寓言之延续。寓言如此写道：‘他沿着湖走，橘黄的长影和涟漪一齐荡去，在湖边浣衣的母亲都微微抬起了头。他沿路送柿子给孩子们吃，让柿红在不经意之中染上他们的衣襟。’佛证道时发出红黄蓝白橘以及前五色综合之色，共六色毫光，而橘黄（柿红）乃佛法本质之色，智慧之色。《柿红》中画一果农，由顶至踝呈橘黄色，在满村柿实围拢之中，炯炯一心灵导师之化身也，或置诸临淄语境，则为新教育之先行者及新兵之化身也。因临淄讲稿感我至深，《柿红》装裱后，请仁弟代赠予朱教授及其团队，以示钦敬，虽山海渺远，祈颂因风而至。慧安，瑞献。”

 

    7月23日，徐锋就收到了瑞献先生从新加坡寄来的这封信和画作。徐锋也是当即回复：

 

    “信和《柿红》同时收到，先代永新先生和新教育以及新教育惠及的千万少年向您致谢。《柿红》画面祥光一片，硕果累累，与新教育之愿景完全吻合，园中那位果农，当然就是朱永新了。此乃灵犀相通之作，画在作者胸中就有了至善归宿，非佛法牵引不可得此佳缘也。阿弥陀佛！

 

    “永新先生有言：尺码相近的人总是容易走到一起。因我一篇短文，让您捐出一幅价值数百万元的佳作，实在令弟感动。无以为报，唯愿能跟在永新兄后面也作一果农，继续浸润柿园。”

 

    当我看到两位先生的这几封往来信件时，热泪盈眶。或许会有人不能理解，为何他们会如此投入地交流，赤诚地奉献？因为这可以说是与他们毫无关系的人和事。可是，我想我能明白，他们热切交谈所表达的，其实是对祖国、乃至对世界的由衷热爱。他们将对人民、对人类的美好祝福，对明天、对未来的深切期许，寄托在教育中，寄托到新教育上，这才有了这番所言所行！

 

    徐锋向瑞献先生提议，为此捐赠举办一个仪式，被瑞献先生婉拒。可我无以言表自己的感佩之情，于是我再次与徐锋商量，在瑞献先生访问中国的时候，举行一个捐赠仪式，以答谢他的慷慨与慈悲。在我的坚持下，瑞献先生终于应允，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那一晚的仪式上，无论是主持人徐锋、捐赠人瑞献先生还是代表新教育来答谢的我，都没有准备任何讲稿。那一晚，与其说是为答谢而举办的捐赠仪式，不如说是为倾心长谈而召集的聚会。

 

    徐锋告诉大家：“认识朱主席，发现新教育，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但我还是觉得，我走近、亲近朱主席，走进新教育是恰逢其时。因为，正在新教育十年的这个关口，我发现了中国居然有这样一批非常了不起的、以朱永新教授为代表的老师们，在从事这样一项伟大的事业，在为共和国培养未来的公民。昨天晚上，我向瑞献先生介绍新教育这项事业时，我说：如果我们全中国的孩子未来都能接受新教育这样的教育，未来中国一定是不可战胜的！”

 

    他还特别指出：“这幅《柿红》是瑞献先生恰好此前刚刚创作完成，并非为新教育特别创作，但无论主题还是内容，都非常合适新教育——这不是刻意创作的‘非常合适’，恰恰是最美好的缘分！”

 

    瑞献先生则介绍了这幅画的创作过程和他对于新教育的理解。瑞献先生说：

 

    “在人类的历史上、人类文化史上，最伟大的心灵都是老师。从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一直到今天的朱教授，都是伟大的心灵。”

 

    “记得我刚刚完成这幅画的创作时，就看到了徐总从临淄新教育年会上传过来的演讲稿，当时非常震撼。”

 

    “中国今天有这样一场心灵的运动，完全跟我所思考的，完全跟我所向往的、包括以前刘道玉校长的理想，完全吻合，跟我整个的人生取向也是吻合的，跟我这幅画也是吻合的。”

 

    “为什么画一个浑身是橘红颜色的果农呢？因为悉达多是我们的老师，悉达多坐在菩提树下开悟的时候，发出六种光——红、黄、蓝、白、橘色这五种颜色和综合起来的另一种颜色，我们今天看佛旗的设计，就是根据这六种颜色的组合，其中柑橘的颜色是佛法本质的颜色，也是智慧的颜色。橘红色对我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幅画的缘起是我写的一则寓言，写一个高大的身影，浑身发射着橘红色的光芒，走过一片湖水。他的头也是橘红色的，投影在湖面上，随着湖水的涟漪漂过去。在湖边有一些浣衣的母亲，看到这个颜色，马上抬起了头，她们开始受这种颜色的吸引。一个母亲跟着橘红色的影子走向孩子，看他沿途送橘红的柿子给一个个孩子吃，看他们在吃柿子时不经意的把柿红染上了衣襟。”

 

    “这个柿子，就是文化教育的象征。就像新教育把中华文化的宝典都浓缩在一块晶片上面，然后放在孩子们的心灵里面。把最好的东西藏在孩子幼嫩的心灵里，将来他发挥出来的能量是惊人的啊！”

 

    “这次为在北京的展览，我不停地创作，就将这则寓言变成了这幅叫《柿红》的画。那《柿红》就变成一个柿子园，那高大的身影变成一个农夫，也就是我那则寓言里面那位伟大的导师。我画完之后，正好看到徐锋的演讲稿，当时就感动得掉下了眼泪！是的，这绝对不是为新教育创作的，但这是心灵的相通。当我们拼命往地下深处挖掘，我们可以发现，地下水都是相通的，当我们把想象往天空无限地投射过去，我们会发现星星也是相连的，这是一种同体大爱的表现。我当时心里就想，我要把这幅画送去给朱教授、他的团队，是不是会被接受呢？但我鼓起勇气对徐锋说，我想把这幅画送出去，虽然我们当时还是素昧平生，但我一定要送给他们。徐锋马上接受了我的建议。”

 

    “这个橘红色也是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与西方的心灵运动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你看，僧人穿的是这个颜色，印度很多大人物也穿这个颜色。今天能够见到朱教授，见到这个团队，我觉得，你们真是了不起，人类就应该这样，这种橘红的身影应该多起来！真希望有一天，我们这个世界都充满了柿子，都充满了橘红的颜色，橘红，是了不起的颜色，是智慧的颜色，也是新教育的颜色！”

 

    瑞献先生的讲话，与徐锋先生在临淄的讲演一样，直抵心灵。

 

    我知道，不是我们做得多么出色多么卓越，而是我们拼力的前行，恰好与他们的行走方向一致——无论艺术、商业还是教育，都是改变世界的一种方式，在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这一方向上，我们殊途而同归。他们的行动，是对新教育的期许，对新教育人的厚望。

 

    徐锋认为，我们新教育所作的是对中国文化进行的基因修复的工程，对中国未来的一种建设。其实，我们开始并没有这样的一种厚重的自觉，只是在行动的过程中渐渐发现了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意义。中国要强盛，教育必须强大。教育要强大，不仅需要由上而下的官方引领与推动，同时需要教育从业者自身由内而外的心灵变革。一位教师点亮了自己，就会照亮一间教室里的几十个孩子，世界则会因此产生蝴蝶效应般悄悄改变。

 

    在答谢辞中，我向瑞献先生和徐锋先生汇报了一个好消息：刚刚过去的暑假里，中央电视台举办“我最喜爱的一本课外书”特别节目，在中国寻找最会阅读的孩子。结果全国海选出的30个孩子中，有17个是新教育的孩子，最后评出的10大读书少年中，有6个是新教育的孩子。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个新疆的孩子。他是在新疆奎屯读初三的一位维吾尔族少年，小学五年级才开始学习汉语。因为新教育非常强调阅读，认为阅读对人的成长非常关键，他也在老师的指导下读了大量的书。编导把他带到我面前，问他，认识这个人吗？他说：我认识，他是朱老师。我和大家一样，都感到很奇怪，因为我们从没见过。他说：“学校有朱老师的照片。”原来他就读的是当地的新教育实验学校。然后他对我说：“你说过，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我要说，我要用我的阅读史改变我和我的家族、民族！”能够把阅读变成一个中学生的自觉，我是很欣慰的。

 

    不仅孩子，老师也是这样。中国教育报每年评选推动阅读十大人物，也是从全国1500万名老师里面评选。前年选出的20个候选人，有6个是新教育的老师，最后10名获奖者中，新教育老师有3个。去年因为有了经验，发现新教育的老师太多，就刻意限制了人数，可20个候选人中还是有3个，最后10名获奖者中有1个。

 

    我说：“新教育取得的这些成绩，不仅是我们的努力，更是借助了许多贵人、缘分的力量。今天，就是缘分使我们来到这里。比如，我们和徐锋先生本来不可能有交集，和陈先生更是相距遥远，但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我们在行走中不断地遇到贵人、有缘人，或师或友，亦友亦师，不断帮助、督促我们前进。我们将更加努力，不辜负大家对我们的期待！”

 

    第二天上午，我参加了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陈瑞献个展”。政协的领导高敬德在致辞中说，这个礼堂举办过无数盛会，但为一位海外的华裔艺术家举办个人作品展，还是第一次。画展开幕式上，王明明、宋雨桂等国内知名画家高度评价了瑞献先生的艺术成就。

 

    在答谢时，陈瑞献先生说：中国是他父母亲的国家，他的脐带连接到中国的黄帝陵。从艺数十年来，自己接触到各种文艺理论，学习多种语文，但最充分地让其表达思想感情的是母语文。因为，“中国是我‘文化根本的原乡’，中华文化是我的根。”每当他在书写中文的时候，总是忘不了远在汉代竹简上那一模一样的文字，还有在更遥远的殷商时代那一脉相承的结构。“一根丝也有一个开始，一粒大米也有一个源头，一个延绵数千年的文化符号系统有它的最初”，“今天这次展览，就是想让人看到我这条线的源头。”对祖国浓浓的眷恋之情，溢于言表。

 

    我翻阅本次画展的画册，看着徐锋所作的序言，品读这些文字，仿佛再一次聆听二位师友的心声，与他们再度交流：

 

    陈瑞献是一个佛教徒。

 

    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且经常告诉世人并提示自己：艺术实践只是宗教实践中微不足道的一个部分。解脱，才是真正的归宿。

 

    他的书法作品一个字最高卖到1万美元，但他绝不为美元去写1万个字！

 

    这种坚守和底线，正是一座大山的基座。

 

    新世纪的第二个龙年，陈瑞献带着他的作品来到了古老而又年轻的北京。

 

    今年69岁的陈瑞献告诉我：“中国是我的文化祖国。我为北京的个展已经准备了69年！”他通晓几国语言，但所有的作品永远只落款“陈瑞献”这3个汉字，且坚持自己的中国画和西画同尺同价。这是一个炎黄子孙对母族文明自觉的皈依和维护。

 

    关于他的画，实在不需要我赘言。我要特别告诉读者的是：

 

    陈瑞献的每一幅作品，都是在打坐和千万遍诵经之后，一手托钵一手拿笔在地板上完成的。由此他的腿部肌肉变成了钢锭！

 

    陈瑞献把自己全部的生命都投入了他所钟爱的艺术。而这怒放的艺术之花当然是他解脱途中的道道风景！

 

    无论是文字中托钵执笔傲骨铮铮的瑞献先生、生活里温和内敛谦谦君子的瑞献先生，还是为画展不辞辛劳忙前忙后的徐锋先生，和开幕式时悄悄坐到最边上的徐锋先生，他们不同情境下的不同行为，最终组成了一个立体的、大写的人。一路得以与这样的师友结缘同行，是新教育之幸。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