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添一笔也没漏一笔”

    2012年年底，汤姆·霍伯执导的电影版音乐剧《悲惨世界》问世，赢得一片赞誉，获得金球奖八项提名；引进国内之后，成为近年来票房收入最高的音乐剧。这可以说是时至今日，《悲惨世界》这部经典之作仍具有巨大吸引力的有力证明。借由大量真实素材与细腻的写实手法，这部小说展现出的宏大而深邃的史诗感，无疑是其令21世纪的观众着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实现了自由与平等的梦想，却没有带来秩序。19世纪上半叶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国前后经历了四个政权：复辟王朝（1814—1830年）、七月王朝（1830—1848年）、第二共和国（1848—1852年）、第二帝国（1852—1870年）。

    1814年，经滑铁卢一役，拿破仑的帝国大厦灰飞烟灭。在一片战争的灰烬中，法王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罗旺斯公爵成为了路易十八，百合花旗帜重新飘扬在巴黎的上空。复辟王朝心心念念希图恢复贵族阶级昔日的荣光：军队中实行大清洗，忠于拿破仑的将军们被流放或被处死；各地的革命者遭到血腥扑杀；凡是被认定威胁国家的人，可以不经过法庭审讯，直接入狱，白色恐怖弥漫在法兰西的土地上。另外，城市工人的生存条件极其恶劣，贫困人口急剧增加。农村则时常发生饥民骚动，在1816-1817年间尤其严重。严苛的新闻审查制度只能压制表面的反对，却无法从根本上阻止激进的小册子、传单在全国的传播。在巴黎和外省，示威者们纷纷走上街头，争取个人和公共的自由。1822年，以青年共和派为主的法国烧炭党在全国各地发动起义，遭残酷镇压而告失败。但反对势力日趋成熟，“七月革命”将复辟王朝送进了坟墓。

    然而，复辟王朝之后的七月王朝，依旧被自由和秩序这一问题所困扰。路易·菲利普以公民国王自居，在统治初期确实进行了某些自由主义的改革。1814年《宪章》的反动前言以及授予国王颁布非常法的特权被取消，有选举权的公民人数从八万上升到二十多万。但在朝堂上，以“抵抗派”为首的保守势力依然不容小觑，他们攻击种种有利于自由民主的政策，与主张自由的“运动派”分庭抗礼。正如雨果所说，七月政权受到了来自过去和未来的两方面力量的夹击，它在夹缝中挣扎。混乱的社会局面仍在继续。“七月革命”之前开始的信贷危机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商业萧条，工厂倒闭，穷困潦倒的失业工人只能诉求暴力反抗。1846-1847年的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将四分五裂的社会推向崩溃的边缘。终于“二月革命”结束了七月王朝，此后迎来的便是短暂的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

    这便是《悲惨世界》所映衬的法国历史。以冉阿让、芳汀等为代表的便是那个社会悲苦无依的底层大众，他们挣扎在饥饿和寒冷之中，走投无路，只能靠偷窃或出卖自身来换取生存。可是，严酷的法律和社会的漠然依然将他们推到绝境。以捍卫秩序为名，即便是轻罪，也会受到重罚。关于这一点，是当时各界论辩的热点问题。对于冉阿让来说，一片面包的最终代价是19年的苦役。沙威就象征着这个无情的国家机器，他就是为秩序而生。而他的自杀也是对这套体制的嘲讽。此外，借由芳汀的死，作者控诉了当时冷漠的社会如何不关心下层女性的命运，任由她们堕落甚至死去，揭露出所谓的秩序其实只是冷冰冰的枷锁，不给人自由幸福，带来的只是悲惨的命运。

    雨果描绘法国社会下层生活的笔调如此细致又辛辣，有评论者将《悲惨世界》界定为“社会问题小说”。而作者自己则更愿意称之“为历史写的小说”。为了再现历史的真实，雨果对每一处细节都再三考订：冉阿让带着珂赛特逃脱沙威追捕时的整个街景再现，是流亡在外的雨果向巴黎友人去信一再确认的；关于冉阿让化名为马德兰先生后开办的黑玻璃加工厂，他为此专门收集了详细的材料；当小说中涉及到工资或价格时，作者更是参考了很多档案文献。正如作者在小说中论及路易·菲利普时所说，“这些都是真情实况，没添一笔也没漏一笔”。

    《悲惨世界》可以看作是雨果自己政治理念的表露。对于当时混乱的时局，各种政治观念针锋相对。如何在自由与秩序之间找到平衡，是大革命之后那段历史的核心主题。有寄希望于回到过去旧制度的极端保王党，也有秉持进步发展理念的自由派，更有激进的共和主义者。实际上，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很多宣扬自由的知识分子仍然是赞成君主立宪制的。像夏多布里昂、斯达尔夫人以及贡斯当等人往往将个人自由与旧秩序下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雨果早年思想也是倾向于保守的，他那著名的《颂诗集》就是赞美波旁王朝，为此他还获得路易十八的年金赏赐。但是，随着君主制越来越令人失望，雨果慢慢转向了共和思想。在1848年成立第二共和国时，雨果当选为制宪议会的议员。从1849年开始撰写的《悲惨世界》中处处可见作者对革命的赞美。他这样评价当时被视为恐怖十年的大革命：“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使世界变得稍稍美好了一些，对人性的关注与抚爱在它那毫不留情面的鞭打中显现出来。”他也赞扬1830年推翻了复辟王朝的“七月革命”是“人权击碎既定事实的胜利，这是种灿烂绚目的东西……人权就是正义和真理”。

    而在当时，具有相似观念的人并非少数。比如雨果的朋友，也属于浪漫主义阵营的拉马丁在他的《论合理政治》中呼吁出版自由，并提出建立基于比例代表制的普选制。自由、共和的思想在学生和文化界尤其盛行，小说中安灼拉和马吕斯就是他们的化身。此外，在《悲惨世界》中，那位拉马克将军在史上确有其人。拉马克在22岁那年就投身革命军队，后跟随拿破仑多次征伐，立下赫赫战功。拿破仑退位后，他被复辟王朝流放，直到20年代才重返政坛。这是一位深受人民爱戴的将军。1832年，巴黎爆发了瘟疫，拉马克将军也在这场瘟疫中不幸去世。他的离世使共和派觉得从此朝政将会更保守，因此决定趁他的葬礼发动起义。这就是在《悲惨世界》中，作者花费大量笔墨描写的“六月起义”（1832年6月5日）。但是，由于共和派没有充分发动巴黎民众，他们与政府军的对抗很快就以失败告终。雨果通过饱含激情地讲述这场失败的起义，不仅表达了对共和派的赞美；也是“借史抒情”，借此来抨击波拿巴三世将第二共和国篡改为第二帝国的行径。1852年12月，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称帝，激烈反对帝制的雨果随即被迫流亡海外。

    另外，《悲惨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宗教情结也是谈论这部小说时无法规避的话题。与“自由和秩序”相并列，“救赎之路”几乎是它的另一主线。在雨果看来，解救苦难还得依靠弘扬人性的本善，而这在根本上来自上帝的启示。大革命中，宗教受到了摧毁性的打击：教会财产国有化，大批“未宣誓教士”流亡国外。1801年，拿破仑与罗马教廷签订的《政教协议》重新承认天主教为“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复辟王朝时期，天主教再次被定义为国教，教会重新掌握了法国的初等教育系统。但是，天主教对于政治与思想的控制力仍不可避免地日渐衰微。它更多的是作为“仁爱”道德观念的依据以及一种对永恒正义的期望而存在于人们的心灵之中。小说中“谦虚和蔼，纯朴亲切”的卞福汝主教与当地百姓之间的亲厚关系便是这种情感纽带的真实写照。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代的法国天主教也逐渐开始默许“心灵的自由”，也就是信仰的自由。这种相对世俗化的开放态度，反而吸引了相当一部分人从中寻找精神的安宁。

    历史画卷般的叙事手法，人物形象鲜明的时代特色以及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深入思考，这些要素构成了《悲惨世界》问世一个多世纪以来依旧能动人心弦的原因。真实在虚拟小说中的隐现，如同镜中花，有种摄人心魄的迷离之美，这也正是雨果之所以被称为“大师中的大师”的奥秘所在。（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