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见“光明”

    《光明日报》是新中国成立后面向知识分子的报纸，也是我多年爱读的日报。

    《光明日报》早期虽只有4个版，却以很大的篇幅刊登文、史、哲著作，其中《史学》副刊就登载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

    我在1980年前后也在《史学》刊登过《章太炎的“参与投壶”》和《章太炎挽孙中山联辨伪》等文。1998年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我到北京参加会议，也将《维新运动与澳门》交由光明日报发表。此后，光明日报《书评周刊》登出《真有一次“公车上书”吗》，向我征稿，我就以《“公车上书”答客问》以应，编辑同志加上了副题：“甲午战后有没有‘公车上书’？康有为有没有发动‘公车上书’？当时报刊、函札有没有记载？它是不是‘一次大欺骗’？”

    此后，因年老事杂，光明日报已不订阅，和他们的联系也就少了。

    2012年，“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新闻发布会在清华大学召开，我在长子仁泽的伴同下应邀北上。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我说：“《光明日报》已经多年不订阅了。”这是很普通的应酬话，谁知他竟记忆在心，为我订送了2013年全年的《光明日报》，使我九十之年，重见“光明”。

    而今的《光明日报》篇幅增加了，内容丰富了。那些具有时代特色的专章，使人赏心悦目。每一展视，总是忘不了他们对老读者的关怀。（作者为著名历史学家、上海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