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百春

    百春走了。这些天，他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脑海里反复浮现，挥之不去。作为一个见多了各样典型人物的媒体人，我曾经以为自己对典型人物的感觉已有些麻木。而作为百春生命旅程中的一个见证人，在他的身上，我真切体会到了理想、高尚、坚强以及深深的感动。

    我与百春曾是驻港期间的同事。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和善、非常谦虚。他是我的领导，却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以至于我刚去不久就敢和他开玩笑。他会非常认真恳切地对我说：“小李啊，你是在新闻传媒第一线工作的，我要向你学习！”最初我以为领导逗着玩的，后来发现他会非常认真地把许多问题拿出来和我探讨，非常谦逊。

    渐渐地，我体会到百春是一个有情怀的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家国情怀。他对祖国，对香港有一种深情大爱。作为知识分子，他对国家的强盛美好有一种真诚的理想追求，相应地就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体现在工作中，就是他对工作和事业的投入是忘我的，是近乎痴迷的。他刻苦、勤奋。加班加点到凌晨是家常便饭。他认真、执著，对工作精益求精。因为把自己的事业与理想和民族相融，和国家的发展相结合，所以他是发自内心地带着感情去工作的。包括他后来援疆，正如他所说“使命在心中激荡，兵团需要我，新疆需要我，我要去援疆”。这是一种多么强大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正是源于这样的家国情怀，百春无论走到哪里，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都是工作刻苦、敢于担当、乐于奉献、非常出色。

    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价值在哪里？百春在这个问题上给出自己毫不含糊的答案。他对自己的利益看得很淡，对衣食住行的要求极其简单，但对祖国、对事业却极其看重，极其认真，这是百春非常鲜明的特点。他始终坚守人格尊严，坚持正义，追求真理，磊落坦荡，不计个人私利。在香港，同事曾对百春前来探亲的小女儿说：“孩子，你爸在这儿不吃不喝啊，要给你攒钱读书。”可见他在物质生活上的要求有多么简单。同样，在新疆，也是一个馕、一杯水地在那里加班。克己奉公，真的不过如此。百春身上有一种很单纯的东西，他对那些世俗的追求从不看重，在北京住着面积不大的房子，患病后坚决拒住高干病房，朴实无华是他永远的本色。而与生活上的简单随意相对，在工作上，他绝对是个完美主义者，甚至有些“认死理儿”、爱“较真儿”，是同事们眼中的“工作狂”。他始终有一种知识分子的风骨，正道直行、自强不息。

    百春也是一个对自我道德要求很高，非常有修养的人。这就是修身以致良知的人文精神。他正直、务实、宽容、谦逊、睿智，既富于同情心又知恩图报，富于爱心，待人温暖，以达观的心态待人处世。对他人，百春是出了名的好。他的宽厚、诚恳完全是真情流露，是骨子里的。我到香港比他晚，我父母要来香港玩玩，他不厌其烦地给我讲怎么让老人玩好。他常常加班，吃饭总是比我们晚，他端着饭过来，如果有人说“百春，你这个菜看起来不错”，他会二话不说，用干净筷子夹起菜就放到别人的盘子里。我有什么高兴的事，他常常是第一个打来电话祝贺的。他患病后，我去医院看他，他很坚强、很乐观，谈笑风生，完全看不出是一个晚期癌症患者，他反倒关心地问我怎么看起来那么憔悴，一再叮嘱我要注意身体，别太累了。临终时，他说自己的身体已经全坏了，有扩散的癌细胞，就捐献眼角膜吧。他还让妻子女儿代他感谢所有的朋友，并积极回报。在生命的尽头，他想到的全部都是爱、奉献和回报。

    正如百春所说，他是农家子弟，也是一个文人。在他的身上，处处闪烁着淳朴、善良、热爱、执著、奉献的人生修养之光。现在想起他，我的心依然感到很疼，痛彻心扉。但我想，这不是百春愿意看到的。他会希望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天天快乐。

    本报记者 李玉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