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摘编

    开启和发展中非关系的两个里程碑

    廖心文在《开启和发展中非关系的两个里程碑——兼谈周恩来的历史贡献》（刊于《党的文献》2013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中非关系是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新中国发展对非洲关系的历史上，万隆会议和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是两个重要的里程碑，对开启和发展中非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周恩来在形成这两个里程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对争取非洲国家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认识，促进了新中国对非政策的确立；他在万隆会议和访非实践中总结和概括的一系列重要经验和做法，对今天的外交工作仍然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毛泽东支持山西试办农业合作社的理论依据

    马社香在《毛泽东支持山西省委试办农业合作社的理论依据》（刊于《党史文汇》2013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1951年7月，毛泽东支持山西省委试办农业合作社的理论依据是缜密而深远的。此时，毛泽东已非常清晰地从理论上梳理形成了依靠农民的“协作”“分工”，互助合作发展农业合作社，以改变一家一户旧有的生产关系，形成新的生产力的思想。他曾向刘少奇等同志提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主要是第十一、十二章阐释的基本原理，认为，在西方向资本主义工业化过渡阶段，有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那时候尚没有蒸汽机，但由于一起劳动，有协作有分工形成了新的生产力，资本主义就是经过这个时期再进入工业化阶段的。资本主义能够利用一起协作劳动发展起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也能这样发展起来。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与当时中国农村状况相结合，予以新的实践和发展。对于这段历史应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给予更加深入的研究。

    1949年至1978年间城市劳动力向农村的转移

    王爱云在《从城市到农村：多维度视阈下的就业抉择——试析新中国前三十年间城市劳动力向农村的转移》（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2期）一文中指出，1949年至1978年间劳动力从城市到农村转移就业，是党和政府为消灭或减少失业、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解决国家面临的困难而作出的一种探索。这种探索适时解决当时城市和农村面临的问题，成为应对危机的一种合理抉择。对城市而言，这种劳动力转移减轻了城市的就业压力，缓解了城市粮食供应危机，对维护城市社会稳定和正常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农村来说，大批劳动力回到农村、下到农村，不仅增加了农业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而且对于农村面貌的改进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下乡城市劳动力能够真正扎根农村的很少。这对目前我国解决就业问题提供了深刻的经验启示。其一，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业和农村难以成为解决城市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出路，城乡之间客观存在的巨大差别也绝不是靠城市劳动力转移就业就能改变的。其二，要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实现城市劳动力到农村就业，必须在农村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和就业机制，走农村城镇化建设和科技兴农道路，吸引城市中的闲置人才转向农村发展，使城市人在农村真正有业可就，有用武之地。其三，解决城市到农村的就业问题，要依靠市场调节，遵循劳动者自愿原则，政府可给予积极引导，但绝不能强制。

    华北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中农民与地主的博弈

    王倩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中农民与地主的博弈》（刊于《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运用社会博弈的方法有助于分析华北根据地农民与地主在减租减息中的互动关系。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租赁关系是在中共的强力介入下，农民与地主双方利益博弈的产物。农民与地主在实际历史过程中处于高度互动关联状态，农民实践减租减息的积极性和地主对农民减租减息要求的认同与否，因时空不同而异，也会随着时局变化而起落不定。在减租减息中，中共起着发动者和调和者的作用，既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又维护了与地主阶级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