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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03月24日 星期日

    第一书评

    尺牍之音

    ——读《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

    孙 郁 《 光明日报 》( 2013年03月24日   05 版)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 周作人、俞平伯著 孙玉蓉编注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29年11月30日周作人致俞平伯信

        好的文章,多在私人空间里。即便研究文化史,只看报刊的文章,总还不行。如果读读同代人的尺牍与日记,会见到另一种景象。所以,民国初期人们对野史与民间文献的注意,不是没有道理的。

        民国虽然离我们不远,但要理清一些思想的细节也并不容易。如果不是李叔同的信件公开,我们真的无法知道他出家后内心的复杂性。由于马一浮文集中大量尺牍的披露,他思想的完整性才得以展现。前几年,看到散落在台湾的陈独秀致台静农的手泽,晚年陈独秀的心态与生存状态,便一点点清晰了。明清以来的一些文人,作文不免伪饰,而尺牍里却有真性情。据说许多地方建起了家书陈列馆,应该有很强的吸引力。

        人们喜欢收藏尺牍,还与审美有关。黄裳、张中行都藏有大量文人信件,自以为有把玩的价值。好的尺牍,不仅思想上好,审美也是超俗的。好的尺牍集,是一种美术品,鲁迅、胡适的通信集都有此类特点。近日见《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印得古朴、典雅,很是有趣。见到他们谈天说地的文字,诗意卷着思想之光,京派文人的音容笑貌都有了。通信时间跨度很大,文体的美也历历在目。现代文学史著作,多不关心这些片断,想起来是可惜的。

        俞平伯是周作人的学生。他们二人的血统里有晚清学术史里的多条线索。周作人的老师章太炎,曾随俞平伯曾祖父读书,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多重的了。五四后,俞氏在北大读书,被周氏兄弟吸引,欣赏鲁迅,与周作人亦过从甚密。《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有他们交往的脉络,历史、民俗、审美、时事、天气,均有涉猎。文字呢,文白相间,大有晚明之风。在政治多变,世风浮躁的年月,他们却静心无为,品玩古董,笔带闲情,书斋里的迂腐和聪慧都有,在轻松的对谈间,心中最本然的东西扑面而来。

        五四落潮后,文人的路变得多样而崎岖。他们选择的是书斋的路,与革命距离甚远,隔膜的地方显而易见。往来之间的人不多,不过北大的小圈子:钱玄同、刘半农、废名、江绍源、沈启无、徐耀辰、张凤举等。这些人聚于苦雨斋,学识较深,兴趣也有交叉的地方。他们懂一点西学,而审美则还有些旧文人的遗绪,不免有些沾沾自喜的样子。比如谈明末文人的惬意之影,言及《红楼梦》时的士大夫语境,商讨新文学课程设计的严谨之风,无意间也把那代人的知识结构袒露出来。信件里能够感受到他们的闲情,许多思想与学术话题,是在这样的放松的闲情里出现的,也就没有功利色彩。学问是一种认知的积累,也是审美的升华。京派文人之间的这些互动,在今天的学界已成难见之景了。

        苦雨斋派的文人耽于学问,鲜见革命的意味,一直被左翼文人所诟病。他们只是思想上的革命,而反对现实的激进运动。一面沉浸在历史与文学文本之间,一面抵制社会的革命潮流。他们的状态,在静的世界里。喜静读,静思,回到文化的静观里。比如讨论文学的特点,说文学不是“为人生的”,而“是人生的”。一字之差,其实精神则相隔万里。比如谈及托尔斯泰的时候,略有微词,以为作品流入“劝善书”之流。他们交流的时候,都以新文学的理性精神思考问题,对俄国文学的基本判断还是来自自己的经验。厌恶“劝善”,则以平淡之心看万事万物,内心的冲动就被遏制了。还是士大夫的不逾矩之心起了作用,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他们何以远离激进的运动,自己在书斋里面壁沉思,或译介希腊的作品,或唱昆曲,都是静穆里的选择。文体也是学者腔的一种,但都自如轻快,任意而谈,涉笔成趣。这类文人,在激进之声笼罩天下的时候,不易被人所解。而今天的学者中,有此雅兴者也真的不多。

        周作人沉沦之后,俞平伯隐在旧都,彼此的关系也没有中断。那个时候的信件,披露的信息很多,可以看出日据时期的文人形迹。他们不谈政治,只有日常的问候,荒凉中的尴尬、无奈都有。彼此交往中,以谈古为乐,以古论今,趣味似乎不合时宜。龙榆生1943年8月到北平,曾住在周作人家中,与俞平伯亦见面谈天。看他们的交往,内容有点老气,都是填词作赋之事,加之一些古书的研究,我们由此也就能够了解《书房一角》《药堂语录》何以那么古雅,人文环境越发单调,而心绪则有点迟暮的苍凉了。

        俄国革命到来的时候,出现过“路标”派的文人群体,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回到静的精神里去,遂遭到革命者的抨击。中国的京派文人在这一点上有一点相似,乃大转变时代的多余的人。但我们看他们当年的通信,内心是有一种孤苦的味道,学识背后的忧思未尝没有。阅读那些古朴漂亮的词语,都未遭血色的熏染,内心纯然的东西依在。这是一个悖论,走到十字街头的实践者,多伤痕累累,内心温润的存在日稀,而那些沉浸在审美静观的人却有了深厚的生命之力,至今却可滋润着后人。文化的演进与政治的演进,是不可以同样逻辑视之的。俞平伯那代人提供的资源,今人可深思者,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

        读前人的尺牍,才知道今日的文人与他们的差异,趣味、性情都非今人可以理解。简单地扫描他们,可能不得要领。我们曾拥有过不同文人传统,新文人里的士大夫,或士大夫中的新文人,在文坛向来属于少数,在社会进入单一化色调的时候,有几个冷冷的旁观者在,氛围就异样了。过去我们视而不见,如今见而惊愕:我们曾经不了解他们,而他们未必不知晓我们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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