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之所以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原因在于目前的经济结构失衡,这将造成经济增长不能长期持续。因此,能否成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在于能否针对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源对症下药。笔者认为,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源在于储蓄率与消费率的失衡。这些年,我国消费率持续下降,2010年,居民消费率降到33.8%,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7.4%,远低于美国的87.7%、欧盟的80.7%、日本的78.6%,也明显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67%左右的水平。另一方面,居民的净储蓄率却不断上升,2010年城镇居民净储蓄率为11.1%,远高于美国的5.3%,日本的2.7%,韩国的2.8%。
储蓄是投资的基础,决定投资资金的供给并最终决定投资规模的上限,高储蓄率必定导致高投资率。储蓄率与消费率的失衡,会导致投资的高速增长,造成投资与消费的失衡,这又必然要求保持巨额的外贸出超,以消化高投资所带来的过剩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过高的投资也带来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等问题。因此高储蓄率才是当前经济结构呈现“内需不足、高投资、高顺差”的直接原因。要解决结构失衡,必须解决储蓄率与消费率的失衡。
储蓄率与消费率的失衡又源于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平等。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上升而递减,因此收入分配会影响经济中的储蓄率,如果经济中贫富差距拉大,储蓄率将上升。在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增长比例的失当,政府收入增长速度长期高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其次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的资源性和垄断性收入分配的失当;最后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降。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由此可以看到这样的逻辑关系: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国内消费不足,造成我国的高储蓄率,从而导致高投资率,再推向高出口率。故要解决储蓄率与消费率的失衡问题,必须改善收入分配结构,进行收入分配改革。
经济结构的失衡具体表现在总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技术结构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都与收入分配有关。
首先,收入分配改革有利于改善总需求结构失衡。收入差距的缩小,意味着广大低收入民众收入的提高,消费意愿和能力的增强,储蓄率和投资率的降低,实现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据迟福林估计,如果消费潜力能够有效释放,最终消费率达到60%以上,投资率回归到40%以下的正常水平,那么未来10年到20年,我国将能继续保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
其次,收入分配改革有利于改善产业结构失衡。2010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43.1%,不但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约7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约53%的平均水平。可以说,无论是生活性服务业还是生产性服务业,在我国都有着强劲的潜在市场需求。潜在需求能否转化为现实需求,关键在于民众的现实消费能力。低收入民众收入的提高,非物质消费比重自然会上升,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再次,收入分配改革有利于改善区域结构失衡。区域结构失衡首先表现在城乡发展失衡上,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只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大幅增加了农民的资本性收入,“提低、限高、扩中”和有力的税收制度保持城镇合理的房价水平,新型城镇化才能真正扭转城乡二元结构。如果说我国经济未来最大的发展潜力在于城镇化的话,那么收入分配改革则是我国能否健康顺利城镇化的基础。另一方面,区域结构失衡还表现在东、中、西部发展的巨大差距上。只有在宏观收入分配方面大力进行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中西部才能吸引资本、技术和人才,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最后,收入分配改革有利于优化技术结构。随着广大低收入民众向中等收入民众的转变,他们将越来越重视自身及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加大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大幅度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管理创新转变。并且,只有广大低收入民众收入的提高,他们才有能力消费低碳环保产品,低碳环保产品的市场规模才能持续扩大,其生产经营成本才能降低,从而形成竞争优势,实现低碳环保产品生产、消费的良性循环。
我国理论界没有重视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看待收入分配改革,故十多年来,不但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一直难产,而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这种孤立地看待收入分配改革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维模式应该予以改变。收入分配改革的实质,是要对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结构进行政策干预,如果将收入分配改革作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那么在实践中,我们的着力点就是对目前的收入分配结构进行调整,而我国政府的政治优势和目前政府的财政实力又有能力进行这种调整,这就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既具有可操作性又具有实效性。具体来说,可以从工资集体协商体制、就业促进体制、公共资源的分配与使用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税收体制、农村土地制度以及促进农村创业体制七个方面,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具体体制机制。
(作者单位:重庆三峡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