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城市当人写，靠谱吗？

    “近几年来，有关某一地域、某一城市的文化著作渐渐多了起来，风格与叙述也呈多样化态势，对我这样长期习惯了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阅读的人来说，是一种放松式的兴趣阅读和文化熏陶。聂还贵的《中国，有一座古都叫大同》就是这样的一本著作。”1月19日，在这部作品的研讨会上，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如是说。

    研讨会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华书局、中国作家杂志社联合主办。与会者以这部作品为例，探讨了城市传记写作的基本规则，并就应该注意的问题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挖一口深井”

    “一座城市，应当有一部属于自己的传记。一座历史文化积蕴深厚的城市，有可能成为其所属民族与国家的一镜鉴照。（纪伯伦：假如一棵树来写自传，那也会像一个民族的历史。）”在《中国，有一座古都叫大同》（以下简称“《大同》”）的自序中，聂还贵这般写道。

    但是，“历史文化积蕴深厚”的城市，在当代的发展肯定也是“日新月异”，作者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平均用力，还是“薄古厚今”？或者反之，“厚古薄今”是否可取？

    《文艺报》总编辑阎晶明认为，这是一部文如其名的书，作者所写的是作为古都的大同，“在三十多万字的叙述中，始终抓住古大同的主题，并没有在其中加入太多现当代大同历史的内容。应该说，这种集中主题的做法是本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李朝全表示，近年来已经出现了一批为城市立传，书写城市的前世今生的作品。但聂还贵的可贵之处、也是其作品区别于他人之处，在于他笔下的大同较少触及当下的或当代的城市发展史，而主要专注于历史之大同、大同之历史。作者通过深入解读大同的历史，书写大同古都的经济业态、生活方式、文化脉搏与社会气象，剖析大同的人文、宗教、民族、风俗、人居、环境等历史内涵，全景式地展现了一座城市的生机与脉动，生命与风采。

    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同》与当下就是绝缘的。人民日报文艺部原副主任王必胜认为，读《大同》，可以看到一个立体的古都、一个融入了现代华夏文化洪流中的古都，可以体会到一个曾经拥有辉煌历史的大同对于当下文化的意义，“作者把城市当人来写”。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军认为，这部作品打通古今，贯通中西，从大同出发，又不仅仅局限于大同，而是关注文化的灵魂，关注人类普遍性的问题，对历史和文化有着深刻的洞察。

    有水泥、有砖头，更要有青藤、树木和花草

    谁是城市最理想的书写者？

    阎晶明分析道，文人各有抱负，有的天生想走出去，胸怀天下；有的执著于一处，把一个小小的世界翻遍；有的永远只说家乡，既是家乡的研究者、歌颂者、也是家乡的文化守护者和辩护者。阎晶明认为，这样的写作者拥有“乡贤情结”。

    聂还贵是大同人，担任大同市文联主席，一直把大同作为自己的写作对象。“他像一个诗人一样，忍不住抒发自己的豪情，书中多处引用和自创诗歌，以点燃热爱之情；他像一个散文家一样，不可遏制地叙述大同历史的亮点，大同文化的闪光处；也像一个演说家一样，论述大同的骄傲及其在中国历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阎晶明如此评价聂还贵的这部作品。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梁鸿鹰认为，从气象上看，《大同》的诗性或诗意，与其说来自作家的博学，不如说是来自作家对时代、对故土、对人、对事业的热爱，正是厚实的积累、对生命的深刻理解，以及澎湃的热情，才使他笔下的文字产生了迤逦的神采。“冬天乘以雪，等于美丽；乘以风，就被空茫和寂寥覆盖。”同样的道理，写史的文字乘以诗性，等于美丽，如果乘以平铺直叙，则一定显得空茫和乏味。

    “现在有不少的文学作品，就像某个地方的环境，只有水泥、砖头，没有青藤、树木和花草。也就是说，没有文采。”中国作协创研部原主任胡平认为，城市传记写作，要有情感的投入，要追求文采飞扬。

    “不虚美，不隐恶”

    但是，由“乡贤”来操刀自己所在城市的传记，情感的投入是个优势，但如果分寸把握不好，往往适得其反。太了解了，太投入了，在一些具体内容上有可能迷失方向。

    王必胜坦言，《大同》的部分阐述存在直观、繁冗，甚至散漫不羁、随意而为的特点，有些论述不尽简洁得当，多旁逸枝蔓之嫌。

    雷达则认为，《大同》出现了信息量过于密集的情况，有一些与大同距离过于遥远的信息也细密地出现，虽然是旁征博引，但不无堆积之感。

    在《大同》里，作者这般论述《红楼梦》与大同之间的关系：“……曹雪芹取‘焦大’之名，暗含‘交大同好运’之意，并索性将大同敬称为‘榆荫堂’。而大同方言，‘炮燥’、‘将就’、‘营生’、‘那厢’、‘滚水’……在《红楼梦》里撒落如珠。乃至贾母之婢‘袭人’的名字，也仿佛取自大同方言。‘这姑娘生得真袭人’，此乃大同人夸赞女孩的惯常用语。”李建军说，这样的写法与态度，值得商榷。

    看来，为城市立传，要把城市当人来写，秉持客观的态度。“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代史学家班固对司马迁《史记》的点评，同样也值得城市传记写作者借鉴。

    （本报记者 王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