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城市兴起的双向根源

    中世纪以来，欧洲经历了三次“城市化”浪潮，分别发生在11—13世纪的中世纪盛期、16—18世纪的转型时期和18世纪末以来的工业革命时期。三次城镇化过程的总体特点是：越到后期，对外贸易在城市兴起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大。这是因为在16世纪之后，欧洲经济已经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城市作为商人和商品的聚散地，不能不与海外市场即对外贸易捆绑在一起。那么，在新航路开辟以前出现的第一次城市化浪潮又是在一种什么背景下发生的呢？这个问题不仅涉及第一次城市化过程本身，而且直接提出了现代欧洲城市的发源问题。

    当时，欧洲还处在中世纪的封建经济阶段。过去的观点一般总是把封建经济看成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比较落后的经济形态，近些年来这种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开始把封建经济视为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二元形态。但是，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西欧的封建经济还是有它的特殊性，那就是对外贸易始终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对外贸易发挥的作用总是尽到中世纪条件所能提供的最大可能。这是一个被忽视的、然而又令人震惊的事实。我们正是在研究西欧城市起源问题上注意到这一现象的。西欧中世纪城市的起源有两种情况：小城市（以集镇为主）主要起源于当时的农业拓垦运动，而大、中城市（又称“中心地”城市）则大多得力于以对外贸易为主的长途运输。

    城市兴起于长途贸易的学说并不是我们的新发现。早在20世纪初，比利时学者亨利·皮朗就已经提出了“长途贸易论”观点。他认为，西欧的复兴源于欧洲国际贸易的开通，而城市作为长途贸易的“结点”，自然也是这种以对外贸易为主的长距离贸易不断发展的结果。这个观点与我们现在的研究有契合之处。但皮朗的观点实际上是有缺陷的，因为他没有注意到小城镇的大量存在。他所留意的城市实际上都是中心城市。因此，其观点虽然受到西方自由派史学家的普遍认同，但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希尔顿、蒂托等新一代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史学家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西欧的大多数城镇，尤其小城镇的出现，其实与长途贸易的关系并不大，它们的兴起更多是当时农业垦荒运动的产物。

    皮朗的研究的确没有关注中世纪的大垦荒。他把这种拓荒行为只是简单地看作农村地区受长途贸易刺激后出现的被动反应。而欧洲国际贸易和复兴开始于11世纪，当时，“整个地中海向西方开放，或者说重新开放了”，欧洲的海运商业由此兴起。“随着海运商业复兴而来的是海运商业向内地的迅速深入。不仅是农业因市场需要农产品而受刺激，及受交换经济的影响而变成交换经济的一部分，而且还产生了一种新的出口工业”。这是欧洲发生变化的契机。而城市作为联结国际贸易的长距离运输的中转站，对于领主把持的乡村来说，属于“外来”产物，完全是一个“异类”。乡村的地方法规管辖不了城市，城市的法律从根本上也不同于地方上的村规民约。他说：“中世纪的市民……是一个与城墙以外所有人完全不同的人”，“一离开城门和壕沟，就是另一种法律的领域。”皮朗的城市论与同时期的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研究产生了共鸣。韦伯也认为，欧洲中世纪城市是一个由自由市民控制的自治实体，它有自己的法庭、法律以及至少部分的自我管理；而中世纪的乡村，则因为其土地产权中负载了村社和庄园的种种权利，因而限制了农民的自由。继韦伯和皮朗之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派学者一般都把中世纪的西欧城市看成是“封建的汪洋大海中非封建的岛屿”；或者认为“城市是封建社会的外部实体”。

    实际上，在国际长途贸易出现之前，西欧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垦荒运动，时间大约是公元1000年前后。当时，萨拉森人、马扎尔人和维金人的入侵浪潮刚刚退去，外族入侵基本结束，欧洲获得了自我发展的机会。这是西欧城市兴起的又一个根源，即“内部根源”。希尔顿强调：“孤立的贸易史不能告诉我们封建制度特有的关系何时和怎样让位给资本主义关系”；“经济发展是以超过生存需要的社会总剩余生产量的增加为标志的。这一因素，而不是所谓国际贸易的复兴……乃是商品生产的基础”，而“国际贸易的显著增长从年代顺序上看是在农业生产力发展之后发生的”。正是在系统研究西欧地方农业史的基础上，“内源论”学派看到了中世纪小城镇（即集镇）的普遍存在。据庞兹统计，1330年西欧全部3267座城市中，2000人口以下的小型城市共计3000座，占全部统计总数的90%以上。小城镇实际上占中世纪城市兴起的绝对多数。从城镇兴起的“内源性”出发，希尔顿等人关于城市性质的看法与自由派观点完全相反。他们认为中世纪的城市并不是封建结构的外部实体，而是封建结构的一部分。希尔顿说：“城市远不是封建社会中的对立因素，而是构成其基本结构的成分之一。”这样，从城市的起源到城市的性质，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直到20世纪末，两派的学术“论战”还不见分晓。

    实际上，我们认为，这种对立的阵势是完全可以和解的，只要相互吸收，就能建立起西欧城市起源的完整学说。欧洲城市兴起正是“外源”因素与“内源”因素的结合。多数小城镇源于拓荒运动给地方经济带来的发展，交换增多，由此形成了诸多集镇，此外，少数专业化城镇和矿业城镇也相继出现；而大、中城市的兴起则主要根源于欧洲国际长途贸易的复苏，国际贸易的较大需求推动了产品的集中，催生了产品集散地的出现，使西欧各国的“中心地”城市相继兴起。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外贸易之于西欧封建经济的发展的确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是西欧封建经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外贸易也是西欧封建经济不同于中国古代经济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经济是典型的农本经济，“重农抑商”成为传统，虽然对内贸易异常兴盛，但对外贸易却受到了官方的严格限制，只能在少数港口城市有限度地进行，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面小到了“可有可无”的程度，与中世纪西欧对外贸易兴盛的局面完全不同。而这一点又正是我们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研究所缺乏的。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欧洲经济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