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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看到我们相似的路径。”看过本报15日关于“机床奇人”潘旭华的报道，“中国大容量程控数字交换机之父”邬江兴院士告诉记者。
20多年前，“HJD04”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横空出世！邬江兴和他的团队研制的HJD04打破了西方人认为“中国人20世纪不可能造出程控交换机”的断言，吹响了中华民族通信产业冲锋的号角。
当初，他和潘旭华有着同样的遭遇。“半路出家”“工农兵学员”一度是他的代码，“荒诞无边、痴心妄想”一度是人们对他的断语。
但他的长处是，不跟在别人后边，而要寻找到自己的路。
原创性技术创新成为关键。在别人那里，计算机或许是一个砖头，一个部件，而在他这里，计算机就是灵魂。邬江兴把自己原来搞5亿次计算机方案移植到“HJD04”机研发上，走上一条与西方同类产品不同技术思想的研发之路。从此，中国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结束了“七国八制”垄断的历史，引发了以“巨大中华”为代表的我国通信高技术产业的全面崛起！
无论是在邬江兴，还是在潘旭华身上，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与痛楚。
成就他们的，有自身的不懈，有思想的闪光，更是有能够欣赏与呵护这些思想火花的伯乐。
“对于创新，有时没学过专业可能更好，至少没有思想的束缚。”邬江兴说，专业教育并非是决定成就的首要前提，“在中国没有伯乐可能很难创造奇迹，但仅靠伯乐，大多的创新之士将会为缺少伯乐群体而感到失望。”邬江兴直言，中国科技的兴盛更需要一套科学的选才制度和评价制度。
“现在的项目立项和评审制度有它的弊端。常常会为追求程序的公平、公正，而往往丧失效果的科学性。”邬江兴有着深深的体会，“我们现在是用跟踪的思维和方法去评估或评价创新，但是创新思想通常是少数人的智力活动，怎么可能用多数人的共识来判定呢？”
我们看重的不仅仅是成果鉴定会上的好评，诸如“达到某某年代国际先进水平”或“填补了国内空白”，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有竞争力、自主可控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
“在中国，一大群有思想的人，或许都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成功，或者失败。当成功成为特例，这就是问题所在。”邬江兴说，恰如王选院士所言：我觉得世界上有些事情也非常可悲和可笑。当我26岁在最前沿，处于第一个创造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创造高峰已经过去，在我贡献越来越少的时候，忽然名气大了。
中国还有无数的潘旭华们，他们要出来，需要更多像国家科技部中的那些伯乐们一样打破常规的支持。邬江兴表示，当一个个草根创新人才由偶然事件成为必然现象，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就大有希望了。（本报记者 靳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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