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 者

    把金耀基教授称作“儒者”，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一位漂亮的法国女士。那是在1997年春天，当时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的社会学家伊莎贝拉教授来到深圳，在我的小小书斋里，我们品茗闲聊，无意中谈起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伊莎贝拉忽然深有感触地说起，她对儒家文化的理解是从一个人的身上，得到了最直接的启示。她说：“从前，我对儒家文化的理解都是从书本上读来的。可是一见到他，就发觉他本身就是一个儒者。他的一言一行，好像都是对儒家文化做出阐释，告诉你什么叫做中庸，什么叫做忠恕，什么叫做仁义礼智信……我当时觉得好奇怪：一个把儒家传统诸多要素集于一身的人，怎么可能同时又是一个十分开放、对西方乃至对世界有着深刻领悟的社会学者呢？”伊莎贝拉所说的这个“儒者”，便是金耀基教授。

    具有鲜明符号性的现代“儒者”

    金耀基这个名字，在我心目中一直具有某种神秘色彩。遥想当年，钱穆先生亲手创办香港新亚书院，以传授中华文化经典为办学宗旨，成为20世纪新儒学的一个学术重镇。钱穆退隐之后，其学术传人余英时教授继任新亚书院院长。而当余教授赴美任教之后，一个并非研究国学出身的社会学家被推举为新院长，这就是金耀基。从此，金耀基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符号性的现代“儒者”。金耀基被学界誉为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第一人”。一个专门追赶世界现代化大潮的学者，同时又是守望中华传统文化的“儒者”，金耀基是如何将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角色集于一身的呢？他又是如何做到“从传统到现代”（这是金耀基的一本书名）的呢？

    恰恰是因其神秘，才使我对金耀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先是拜读了他的著作，继而萌生了与之进行对话的冲动。

    终于，我见到了这位充满魅力的学者，叼着一只烟斗，戴着一副眼镜，操着一口带点江浙味儿的国语，侃侃而谈。其潇洒的风度、儒雅的气质、开阔的思路、深邃的哲思，随着他那连珠妙语滔滔宏论，拂面而来。从他的谈话中，我感受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百年冲突百年交融的见解之精辟；感受到他对整个华人社会（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海外华人社区）的现代化进程的宏观把握与细致比较；感受到一个生于大陆、长在台湾、求学于欧美、执教于香港的中国学人，那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深深的中华情结……

    那一天是1997年4月19日，我们会面的地点是在香港中文大学信和楼、金耀基那间宽敞明亮的副校长办公室，窗外青山满目，春雨霏霏。我们预计只谈半天，结果时近中午还没谈完，中午饭后继续谈。那次交谈使我切身感受到思想碰撞所激发出的那种精神愉悦，这愉悦不仅是因所谈的内容充满睿智和真知，更因金耀基那儒雅谦和、充满古韵的儒者气质，令我为之倾倒。

    那次见面，我们互赠了各自的著作。我得到了金耀基先生的第一个签名本《中国社会与文化》，这本书一度成为我的案头必备，我从中获得的教益和启发足以受用终身。

    那次访谈的内容，很快被我写成一篇两万字的对话录，题为《世纪回眸——从香港文化看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分两期刊登在我所供职的报纸上，随后被多家媒体转载。金耀基教授对这篇对话录显然也十分看重，先后收录在自己的三本重要著作中，即200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金耀基自选集》、2004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的现代转向》和200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学思与生涯》。一次交谈，余音萦绕十多年，这样的采访经历对我这个资深记者来说，实在是既难得更难忘。

    大约是在1997年秋天吧，我闻知金耀基先生特别喜欢川菜，而香港的川菜馆为适应港人口味常常对菜品做出改良，致使川味不够纯正。我就邀请金先生来深圳尝尝正宗川菜。那天，金耀基和夫人兴致勃勃地来到深圳，对“八仙楼”的川味赞不绝口。饭后，我请金耀基夫妇到我的书斋小憩。在我的书架上，他见到一些他早年的出版物，感到十分惊奇。我告诉他，我搜求金氏著作已经多年了。他说，有些版本我自己都没有了。看到我从香港买来他的一本新版书时，他说，这本书没给你吗？不好意思，哪能让你花钱去买呀，我应该给你带一本来——香港的书比大陆贵多了……

    跟金先生相处，就如同与一位邻家长者随意闲聊，让你无拘无束。金先生似乎不知“摆谱”为何事，更不在意环绕在其头顶上的光圈有多么耀眼。他自在自为，无矫无饰，一派超然，令人亲近。那种率真与淡定，径直把字面上的“儒雅”风度，化解为活生生的学人本色。

    “金融大战演义”和收藏故事

    1998年夏秋之交，我与好友徐义生教授赴英国伦敦进行艺术交流，返回时途经香港。徐义生久仰金耀基的大名，希望有机会拜访一下金先生，我自然也想与金先生畅叙一番，于是，就安排了一次社会学家与艺术家的特殊会面。

    我实在没想到这次会面的交谈会如此精彩，令我大开眼界。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不久，从伦敦到香港到处笼罩着愁云惨雾。我跟徐老师都是“金融盲”，一见面就请金先生分析一下这次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金先生早已成竹在胸，把他那只大烟斗一点，当即纵横捭阖地评点起来，远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近从金融大鳄索罗斯的发难，上就中央政府的鼎助，下就香港政府的阻击，旁涉周边国家的反应，微观一般民众的心态……那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条分缕析，发微探奥，我们就好似听袁阔成说评书，完全被迷住了。当时就想，要是能把金先生这场“金融大战演义”录下来放到电视台播出，那绝对是轰动性的节目。可惜我们出访归来，连录音机都没准备，只能是独享耳福啦！

    金先生把这篇“金融大战演义”讲完之后，开始向艺术家徐义生“问道”了，一个个提问很直率也很有趣。当闻知徐义生教授是石鲁、何海霞和李可染这三位艺术大师的入室弟子时，金耀基的兴致更高了，逐一询问这三位大师的艺术特色和性格异同，就像在进行社会学考察。一轮问答之后，金先生说，我们在香港，虽说资讯也很发达，但是对内地艺术家的情况还是了解很少，徐先生的介绍属于第一手材料，非常真实，相当重要。我说起曾在香港中大看到一个牌匾“见龙阁”，正是金耀基先生的手笔，可见金先生的书法很有功力，什么时候能求得一幅墨宝珍藏。

    金先生谦逊地摆摆手说，哪里哪里，我现在心手还不相应，还不敢写。等有时间练习好了，再写不迟。我们的话题旋即由书法转向收藏，金先生饶有兴致地讲起自己的收藏故事——他说，在十多年前，内地刚刚开放，我去桂林开会。临走时在机场的一个画廊里，偶然看到一幅很大的山水画，真是精彩，我很喜欢。一问价格，要十万元，我觉得很值。可是我当时出门没带这么多钱，就和同行的一位新加坡朋友商量合买这幅画。我觉得一幅好画，一见到就喜欢，不能失之交臂。那朋友也很喜欢，关键是他相信我的眼力，就决定俩人一起把画买下了。我是不懂讲价钱的，正好那朋友的太太有这方面的专长，就让她去讲价。她果然很厉害，跟卖家一讲二讲，砍下来一半，五万元人民币就买下来了。到了香港，我把他们夫妇俩带到一家珠宝店，给他太太买了一块上好的翡翠佩件，花了港币两万五千元吧，我说这钱本来是买画的，你有本事把价格讲下来了，就用来酬谢你吧！她当然很高兴，我也感到心安了。

    我和徐老师听到这里，不禁由衷感慨，什么叫“君子之风”？这就是！金先生却哈哈大笑说，我可算不得君子，我还从这张画里赚钱了——几年以后，那个新加坡朋友给我来电话说，他一查资料，不得了，这幅画的作者郑岩原来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画家，这几年画价已经升了很多，问我怎么办？我一听就知道他的意思了，我就说你觉得合适就转手吧。画嘛，已经欣赏过了，就好像一个物品已经使用过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他就把画转手卖掉了，好像是卖了二十八万元，那朋友也是君子，一成交就把我那份画款给汇来了。这次艺术品投资，应该说还是很成功的。我笑问金先生：“您这类投资有几次呀？”他说：“这是唯一一次，所以，成功率是百分之百！”一句话，把我们全逗笑了。

    香港中文大学的“天人合一亭”

    2002年9月，金耀基教授荣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时隔不久，我弟弟侯杰教授来中大讲学，我去香港看望他。我们约定一起去拜访金耀基校长。饭后，金先生意犹未尽，要带我们去看看中大新近完成的一件杰作——“天人合一亭”。

    “天人合一是个古代哲学概念，怎么用来命名一个亭子呢？”上山路上，我不禁向金先生发问。

    金先生笑道：“这个亭子的诞生，原本就是起源于钱穆先生的一篇文章《论天人合一》。”

    我蓦然记起，前些年学术界曾热烈讨论过钱穆临终前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论天人合一》。这篇文章也被学界称为钱宾四老人的“文化遗嘱”。一个如此深奥的哲学命题，如何能用人造景观来表现呢？这实在是一个高难度的课题。金先生说，惟其高难度，才显出建筑艺术的高妙——你们到了，一看就知道了。

    “天人合一亭”建在一座小山上，山虽不高，却是绝顶。环望四围，天地开阔。远眺对面的马鞍山，一抹如黛；近看山下的吐露港，碧海连天。说是亭子，其实并非传统样式，一池清水，二树横斜，游人步入亭间，则奇景顿现：那池水宛如一面天镜，将人影倒映水中，一时间，人面在水，水面生人，虚实交映，似幻似真。而背景则是一片湛蓝，说不清是蓝天还是碧海，真个是水天一色，浑然一体。如此景致，还真有点“天人合一”的意境。置身其间，你不得不佩服该亭设计者的构想之奇特，寓意之深刻。

    在亭子一侧，立有一碑，上面全文镌刻钱穆先生的名文《论天人合一》，其中有一段堪称“文眼”：“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这篇文章写于1990年，当时钱老先生已经96岁高龄了。他把毕生所学所思所悟所得，最终归结到这看似平常的“天人合一”四字真言中。钱穆先生本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创院院长，金耀基教授也曾担任过新亚书院院长，且与钱宾四先生有着深厚的情谊。因此，他对现任新亚书院院长梁秉中教授的建亭倡议，全力鼎助。他说这座亭子能在自己的校长任内落成，令他感到十分欣慰！

    来到亭前，他又是给我们拍照留念，又是指点着各个方位，让我观赏最佳的景色，高兴得活像一个孩子。忽然，有几个青年学子结伴而来，他们认出了自己的金校长，兴奋地提出要和校长合个影。金先生爽快地答应了。照完相，金先生又把学生们引到那块镌刻着《论天人合一》全文的石碑前，给这些年轻人讲解“天人合一”的道理。我离得稍远，只能断断续续听到他的解说——你们知道“天人合一”是怎么来的吗？孔子有句话“五十而知天命”，孟子也有句话“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这就是说，人道与天道是相通的。宋代大儒对“天人合一”说的更多了，周敦颐你们知道吗？他说：“圣人与天地合其德”；还有朱熹，他也说过：“天即人，人即天”。上下三千年，儒家学说都是讲“天人合一”的。钱穆先生你们知道吗？他是我们学校的大儒，也是中国的大儒，这篇文章就是他写的，很了不起，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一读……

    一见到学生，金先生似乎把我们兄弟俩忘记了，他在石碑前循循善诱地讲解了足有十多分钟，才回转身来。我们说，您真是一位高级解说员啊！金先生说，这个景点不解说，很多人看不懂。这么美的景色，这么深的道理，年轻人匆匆走过，完全不明白，那不是很可惜吗？所以，我到处都去说，我们中大的“天人合一亭”是“香港第二景”，我们还很谦虚，不争第一，甘居第二。我们问：那您认为哪个景点是香港第一景呢？金先生说：“香港好像还没有大家公认的第一景，也可以说，香港第一景还在每个香港人的心里呢！”说罢，金先生哈哈大笑。

    那次会面，金先生题赠给我一本新版的《大学之理念》。我翻看着这本被誉为台湾学界二十年来最畅销书籍，已再版十四次的名著，心里暗想，刚才亲眼见到的那一幕“诲人不倦”的场景，不正是对“大学之理念”的鲜活注释吗？

    随金先生穿行在香港的街头巷尾

    2010年春节期间，我带着刚开始就读研究生的女儿前往拜见金耀基先生。金先生把我们请到自己的家里做客。我深知，在香港能把客人请进家门是极为难得的礼遇，因此，我对金耀基夫妇的情意深表感谢。

    金先生的家里一尘不染，井井有条，陈设并不奢华却很有品位。客厅里悬挂着一幅国画，我一眼就认出是四川画家彭先诚的风格，细看印章，果然。

    金先生说这是他从大陆买来的，很喜欢这种笔墨的潇洒自如。随着金先生走进他的书房，面积不大，但雅气逼人。迎面墙上悬挂着台静农先生的行书条幅，同样是潇洒自如的类型。台面上整齐地摆放着书籍杂志。金先生拿起一本尚未拆去塑封的新书说，这是余英时先生的《中国文化史通释》，老朋友高抬我，让我给他题写了书名。这是刚拿到的，可以先送给你。我连忙说，书我可以去买，这本样书还是您留着吧！不过，我倒要看看您题的书名——

    这行字，中锋行笔，骨力刚劲，神采毕现。我不由得记起了十多年前的旧话，试探着问道：“金先生这行字写得真好，看来您退休之后，在书法上真是下了功夫，现在应该是心手相应了吧？”金先生闻言哈哈大笑说，你还别说，最近写字确实比较得心应手了。我过去答应过给你写字，今天可以兑现承诺了。说着，金先生从书柜里取出几幅写好的字幅，让我和女儿挑选。我们左看右看，都很喜欢，又不好意思“狮子大张口”，就各自选了两幅。金先生很开心，他说，我现在有些空闲了，很喜欢练字，等写得再好一些，再请你们来看！

    按照日程安排，这天下午金先生要去参加一个香港油画界的聚会，而我的日程也是应约去见老朋友、香港油画研究会会长林鸣岗先生。经电话询问，原来是同一个目的地。金先生说真是太巧了，我们正好同行。

    于是，金先生带着我们上路了——先是在小区门外乘坐区间小巴，然后换乘轻铁，最后转乘公共大巴。金先生非常熟练地上上下下，淡定而从容，还风趣地对我们说，过去，香港的很多地方都没去过，现在退休了，一张八达通，自由自在到处跑，把所有交通工具都试过了，实在太方便了。

    是的，我们一路跟随着金耀基先生，穿行在香港的街头巷尾。人流熙攘，市声喧哗，金先生却似闲庭信步，那么自在自如，那么亲切随意，还不时招呼我们紧随其后，宛如一位邻家长者。当初，我曾乘坐过金先生的校长专车，车前有一个非常耀眼的金色徽章。我问金校长这徽章是什么意思？金先生笑道，这是一个招牌，告诉外面的人，车子里边坐的是校长；也告诉里面的人，这车子不是你的私家车，你只是临时坐坐。时空转换，本色依然，如今的金先生已然是“拔去万累云间翔”，望着他信步于天地之间，坦然泰然怡然悠然，眼前的云卷云舒，身外的花开花落，尽在这位智慧老人的拈花一笑中。

    儒者风范，斯之谓也！

    （2012年3月于深圳寄荃斋中）

    侯军 文艺评论家，散文作家，深圳市新闻学会副会长、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深圳大学兼职教授。著有史论专著《中华文化大观》、艺术论文集《东方既白》、散文集《青鸟赋》、艺术随笔《孤独的大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