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编者按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目前，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78亿，占总人口比重的13.3%。国际上将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定义为老龄化社会。面对如此快速到来的老龄化社会，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特别是面对医疗需求最大的老年人群，我们该有怎样的应对措施。本报从今天起刊发一组三篇报道，探讨老年人的就医及健康管理问题。
老人生病了，其合并症状与其他人群不同。一会儿可能是腰腿症状，一会儿可能是内脏不适。一会儿可能表述浑身不适。该去哪家医院，该看哪个科都要经历一番折腾。
现在的医学分科越来越细，医院里各种专科科室让老年人眼花缭乱，看一次病得跑几个科室，而且还得和年轻人一块排队挂号、取药，往往一趟病看下来，病还没开始治，身体已经感到吃不消了。
截至2011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78亿，2015年，这个数字将增加到2.21亿，平均每年增加860万。同时，我国老年人易患疾病的发病率和伤残率上升，近半数老年人患有慢性病，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约3300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9%。
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而且有着越来越大的医疗服务需求，老年人是否应该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特色医疗服务，这种服务不仅要规模化，更要专业化，我们该怎样发展和完善针对老年人特点的专业化医疗服务？
老年人看病要从专科向全科转变
目前，我国的医疗服务模式大部分是根据急性病设立的，无论是三级医院，还是社区卫生机构，大都在向这个方向发展，由于这种医疗模式和专业分科的长期影响，老年人的医疗服务离针对性和专业化还有一定距离。
卫生部北京老年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张铁梅教授认为，老年人专业化医疗服务应体现综合性，它是长期的、综合的医疗护理服务模式；如何在现有的老年科体现这个特点，是加强和提高老年卫生服务能力水平的关键。
“要认识到老年人是一个整体，他们身上大都有着多种疾病问题，而且带病时间长，因此，如何体现综合连续，是今后所有医疗机构的老龄科和从事老年健康管理者需要重视的。”张铁梅强调，“不然，只会‘摁下葫芦起了瓢’，这个问题刚解决，那个问题又浮起来了。”
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于普林教授认为，医学发展这么多年，专科发展得很好，老百姓看病大都只重专科，但老年人的医疗问题并不是某个专科就能解决的，老年人医疗服务要有整体观，要建立全科医学模式。
老年人医疗服务要做到专业化，必须从专科理念向综合和全科理念转变，这也就要求我们未来的医生需要由专科向全科转变，但显然，这种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
“一个老年科的医生应该是一个高级的全科医生，要有广泛的医学知识，甚至还需要一定的心理学、社会学知识，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老年医疗问题。”于普林说，“因为老年医疗不仅是医学问题，还可能是心理问题、社会问题。”
医学教育缺乏老年医学这门必修课
为了实施全科理念，国外老年医学界推行团队医疗服务模式，由医生、药剂师、康复理疗师、社会工作者等多种专科或行业工作者组成团队，以会诊的形式试图在整体上对老年人进行综合诊治，通过团队模式来代替全科模式。
“团队医疗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最后终归需要一个人作出综合决策，这个决策者还是要有全科背景为好。”张铁梅认为，在团队模式里，专科医生的合作与配合是个关键问题，因为专科医生大都只对本专科内的事负责，对本专科之外的事不会也不便插手，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培养全科医生。
《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在基层医疗队伍中加强全科医生的培养，通过转岗培训、在岗培训和规范化培养等多种途径，到2015年培养15万名全科医生。但全科医生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立竿见影，于普林认为，在培养全科医生的同时，还需注重老年医学的本科教育。
“我们现在的本科医学教育里没有老年医学的必修课程，也没有开发老年医学的必修教材，有的学校可能有这方面的选修课，但远远不够。”于普林希望，教育部和卫生部等相关行政部门，能在全国的本科医学教育中推行开展老年医学的必修课教学，让所有的医学毕业生都能掌握一定的老年医学知识。
老年医疗更需规范性的延续治疗
老年人专业化医疗服务的特色在于综合性和连续性，在推行全科理念的同时，还需要发展护理院、老年病院、康复医院等延续性医疗服务机构。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痛诉道：“什么叫压床病人？什么叫清理压床病人？二级医院往一级医院推，一级医院往护理养老院推，护理养老院又住不进去，那这些确实有病的老人要归向何处？”
对于网友描述的问题，于普林认为，缺乏严格的健康评估体系，使得老年人的延续性治疗处于盲目无序状态，很多老年人无法获得合适的治疗和护理。“我们应该建立一定的标准，严格评估老年人的功能状况和恢复情况，然后决定他们需要哪一级的医疗护理服务，从家庭社区到养老院,到护理院,再到老年病院等，一级一级地向上或向下转诊。”
张铁梅指出，建立全科医生制度，可以更好地评估老年人最需要解决的医疗问题。
但是，谁能更好地评估老年人需要什么样的延续性治疗？
于普林强调，老年医疗服务需要建立一个具有指导性意义的老年健康评估体系，而且由政府主导，以此来评估老年人需要或者适合什么样的延续性治疗，指导老年人进行下一步的医疗护理。
健康评估体系就像法院的陪审团，判定老年人需要哪一级的医疗服务。“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出现床位被侵占或者有病住不进去等现象。”于普林说，“医疗资源是有限的，一定要兼顾公平效率，将有限的资源更好地惠及每一个老年人。”
（本报记者 陈海波）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