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分析的新工具:空间财政

    尽管公共经济学家们很早就有了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萨缪尔逊的公共物品理论、蒂布特的“以足投票”理论和布坎南的“俱乐部物品”理论等许多包含了空间因素的财政理论，但并没有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中发展出能够解释财政行为的空间经济效应的分析工具。因此，缺少基于空间视角的财政行为分析工具，一直是公共经济学的重要缺陷。具体表现是：一方面基于无空间维度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宏观财政调控将政府带入了一个物价稳定与就业难以兼得的两难选择困境；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基于宏观视角的“乘数效应”理论与“挤出效应”理论仅能从总量上解释财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无法描述与检验财政的空间经济优化作用，及其在经济发展特别是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困扰财政行为空间经济分析的关键技术问题，是能否处理好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的市场结构问题。自1991年克鲁格曼在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的D—S模型基础上构建出了分析空间经济分布规律的核心—边缘模型以来，从空间角度讨论政府财政行为逐渐引起关注，尽管这类研究大多是将其作为一种被观测到的重要财政经济现象来描述的，但因其通过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新颖的分析工具，得出了诸如财政收支对区域经济聚集与扩散具有显著影响等许多主流方法无法得出的结论，验证了财政行为在相邻区域间的溢出、政府间财政政策上的策略互动影响要素空间流动等许多主流方法下无法验证的财政现象，从而表现出了强大的解释力与生命力。

    这种新颖的分析工具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区域经济是“块状经济”的假设，即通过改变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区域经济是“平滑经济”的假设，赋予了经济分析中关于要素流动不同的含义，使得区域经济具有非线性和不连续特征下的多重均衡和黏性效应等特性，从而为描述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空间结构演变奠定了基础；二是基于规模收益递增的D—S垄断竞争模型，成功解决了描述要素空间聚集与扩散的技术难题，为讨论包括财政在内的影响要素空间流动的各种因素成为可能；三是以空间或区位为基础变量的建模方法，使得空间经济分析具有了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为分析财政行为是如何和怎样改变个人和企业等微观主体行为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方法。

    从现有公共经济理论、最新研究成果及其财政实践来看，财政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对空间经济分布产生了三方面的作用：一是运用财政手段促进经济增长，既得到了现有理论的支持和经验研究的检验，也是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做法；二是对这些财政行为的大量最新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同时也会对相邻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空间聚集与外溢，且其受益范围在空间上存在距离衰减；三是关于政府间竞争的研究表明，相互学习和模仿已经成为各国和一国内部政府间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常态，且这种相互竞争中的“干中学”会导致政府间财政行为上的策略互动与趋同。这就是说，现有理论与经验（实证）研究都支持财政行为具有空间经济效应，且具体包括经济增长的“区域拉动效应”、区域间外溢的“距离衰减效应”、政府间财政政策选择上的“策略互动效应”。

    如果将其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现有研究未能全面界定其内涵，更未形成系统化的空间分析框架和提供坚实的量化支撑，因而有待发展完善。一是现有研究大都是运用不同的空间经济分析模型来讨论财政行为的某个方面，关于税收竞争的讨论是基于FE、CC、FC模型；关于公共（基础）设施的讨论是基于LS模型；关于公共政策的讨论是基于FC模型等。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这些模型并非以研究或解释财政作用为建模目的。如果要通过这些模型来完整刻画财政的各个方面，显然会受到模型本身解释力的限制。二是要通过财政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关键的逻辑接点是财政的空间效应，而决定其空间效应的是财政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特征在空间范围与扩散介质方面的差异。现有的理论模型未纳入空间扩散变量和地理距离变量，更没有反映空间扩散变量和地理距离衰减的可计算方程或函数，因此对财政的空间效应的刻画就难以准确和全面。三是根据现有研究，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随着增长极的不断发展而相互消涨，进而实现由依靠吸收外围地区稀缺资源来发展，向带动外围地区发展的转变。因此，财政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上也存在一个时机选择上的“相机抉择”。在这一点上，现有研究无法提供合理解释。

    要构建严格遵循空间经济分析规范、能够涵盖三大财政行为空间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对财政是如何通过其三大效应影响经济空间聚集与扩散进行科学描述，至少还需要完成以下工作：

    一是在建模思路上，首先要在微观基础构造上，将公共服务定位于一个有界集合之中，并将其用一个平面子集的组合来代表，在D—S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包含了公共部门的空间经济模型；其次基于公共服务空间溢出效应，引入地理距离衰减变量和政府间财政策略互动变量，构建财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般均衡动态模型，考察财政在区域经济聚集与扩散中的不同效应；再次是将公共服务筹资方式（税收、政府间转移支付等）引入模型，考察公共服务筹资模式差异对一般均衡的影响。

    二是根据财政对要素收益率的影响，讨论政府财政行为的变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考察财政行为的本地市场放大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检验公共收入政策、公共支出政策、债务政策及投资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的空间结构性特征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是研究财政行为随距离衰减的时空扩散效应，估计不同类型财政行为是如何随着地理距离的变化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

    四是基于区域间政府竞争存在财政行为策略互动（互补与替代）效应的已有研究结论，对区域策略纵向、横向影响关系进行识别与检测，将学习与模仿效应作为区域间策略互动效应的变量，重点讨论财政行为选择上的策略互动效应对区域拉动效应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分析其对本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作者单位：湖南财政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