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诠释 是一种病

    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毁掉一首歌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设成闹钟，毁掉一本书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划入考试范围。

    高考结束后几天，新疆作家刘亮程从朋友那里得知，他的散文《柴禾》成了2012年四川高考语文卷中的现代文阅读题素材。他尝试着做这一部分题，竟然答不上来。“这些题目已经超越了语文教学的范畴，属于一个命题者对读者一厢情愿的期待。”刘亮程如是说。

    作家的作品被拿去当考题，自己却答不出，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王蒙先生写过一篇短篇小说《羊拐》，大意是：他从新疆回北京探亲，得知女儿想玩羊拐，于是他找了一口袋羊拐，等到第二次探亲时风尘仆仆地带给了女儿，女儿却说：“我们早不玩这个了。”

    这篇文章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还被当成考题来考学生。其中一道选择题是，本篇小说的主题，选项有：父母爱子女，子女不爱父母；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与子女应该加强相互了解；一切事物都是与时俱进的。

    王蒙先生做这道题时，认为哪个选项都正确，不知道选什么好，只好看答案，原来是：一切事物都是与时俱进的。王蒙说：“如果这个题目只能选一个答案，其他都是错误的话，我这个作品就掉了很多价。语文教学和文学的解读，存在一个悖论，别把孩子教傻了。”

    中学语文教育，未必会把孩子教傻，只是容易把孩子教出毛病，这就是安波托·艾柯所说的：过度诠释。

    过度诠释之风由来已久。韩非子曾讲过一个郢书燕说的故事：楚人写信给燕国的宰相，不小心在信上写下了“举烛”两字。燕国宰相认为举烛的意思就是追求光明；所谓追求光明，就是要推举有才能的人并任用他。于是告诉了燕王，燕王十分高兴，以此来治理国家。虽然这样得到的效果很好，但根本就不是信的本来意思。

    如今的中学语文课上，郢书燕说比比皆是。读到名家作品，老师们带着学生，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在脸上砍几刀，分个段落，概括出每层的大意。然后再分析重点语句，找出修辞手法，挖掘出各种深意：控诉了什么，揭露了什么，批判了什么，赞美了什么，表现了什么……尤其是鲁迅先生的文章，似乎通篇都是达·芬奇密码，需要注释和破译。经过一番机械式的训练，学生都可以达到目无全牛的境界，成了标准的“庖丁”。阅读文章时本应有的情感体验，被严谨的解剖技术所替代。

    学者刘文典曾说：“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刘文典向来狂傲，但也不敢说自己比庄周本人更懂《庄子》。如今，部分教材编写者、试卷出题人和语文教师，是不是也该反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