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魅力 是信仰的魅力

    梁启超说：“信仰是神圣的，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

    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在常人很少遭遇的逆境中，之所以能做出杰出的成就，最根本的，是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仰，生活的信仰、事业的信仰、献身理想的信仰。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在蒙受腐刑，遭到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出于信仰勇于担当的精神，是不可能写出《史记》这样的伟大著作的。

    伟大诗人屈原，是楚国著名的政治家。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大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但是后来遭奸佞陷害，以身殉节。他说：“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长流而葬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其信仰的光辉照耀千秋万代，长存天地之间。哲学家冯友兰说过，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精神，那就是当一个人认为他不能拯救国家时，为了不在内疚中偷生，便选择赴死。法国文艺理论家圣·艾弗蒙说：“在悲剧中，我们追求的目标，首先应该是完善地表现人类灵魂的伟大，这种伟大，在我们的心中激起一种温情的赞赏，我们感到心智的喜悦，我们的勇气得到鼓舞，我们的灵魂得到深深的感动。”屈原的自杀是个悲剧，但又超越了悲剧，因为他的生命最终化作了一个超越时代的灵魂。

    西晋的北伐名将祖逖，极富个人魅力，他的事迹产生了“闻鸡起舞”与“击楫中流”两个成语。祖逖青年时代“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常常“散谷帛以赐贫乏”，他曾和好友刘琨“俱为司州主簿”，“中夜闻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之所以能够如此发奋习武，就在于他早有报效国家的伟大抱负。后来，他克服种种苦难，终于率军渡江北进。船行江中，极目滚滚东去的大江，他慷慨激昂，击楫而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表现了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

    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抗元被俘后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在大都土牢恶劣的环境中，他又写出了气贯长虹的《正气歌》。最终，文天祥从容殉道，留下遗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用生命诠释了他忠于国家的高尚气节。

    明代的于谦少年时写出了著名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正是后来他一生的写照。他居官清正廉洁，从不趋炎附势。宦官王振专权时，于谦晋京，不带任何礼品，给后人留下了“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的佳话。于谦率领军民英勇保卫京师，立下大功，却仍住在仅可“蔽风雨”的房子。景帝要赐府第，他以“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固辞不受。他“食不重味，衣不重裘”，“而廉清方正，一钱不私”，被害前，“籍其家，无长物，唯上赐盔甲袍带”而已。后来林则徐读史至此，曾发出“何处更得此人”的感叹。

    戊戌志士谭嗣同，是为信仰而牺牲的典范。变法失败时，他本可以逃离险境，但他视死如归，拒绝出走，昂然宣告：“大丈夫不作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且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嗣同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充分展现了他为信仰而献身的伟大人格。

    信仰是人类的精神支柱和前进动力，历史上无数杰出人物，他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感人事迹，至今仍然放射出璀璨的光辉。

    （本文节选自《历史学读书笔记·跋》，作者系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文化部党组成员，著有《伟大复兴与战略思维》、《论十七大的历史性成就》、《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历史学读书笔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