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通道及大国兴衰

    从先秦时期的《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到秦汉六朝时期的《三略》、《淮南子》，从隋唐宋元时期的《唐李问对》、《武经总要》，到明清时期的《草庐经略》、《武备志》，回眸历史，无数古哲先贤曾致力于探寻战争的胜败规律及国家的兴衰之道。人类历史上的战争是否可以重新归纳？

    卢彦在其所著的《通道战》中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战争都可以归结为“通道战”，他将战争定义为：“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通过可以利用的一切方式（攻守方式、动员方式、管理方式）寻求优势（主动权）并实现目标（土地、资源、思想）的过程。”“这个过程展示的是两个字——通道，即地理通道、管理通道、技术通道与思想通道。”这一对战争本质的新界定，闪烁着一种洞察战史进化之路的灵气与智慧。

    就战争的胜败规律而言，在科技进步与军事需求的双轮驱动下，人类军事对抗的疆域从自然战场拓展到技术战场，从有形战场进化到无形战场。无论是古代的自然中心战，近代的机器中心战及现代的网络中心战，抑或东方的陆、海、空、天、电、心之“六维作战”，西方的物理、认知、信息之“三域作战”，战争染指自然空间、技术空间、社会空间及认知空间，这日益成为军事学界的一种共识。

    就国家的兴衰之道而言，依据通道战理论体系，有效的通道控制是大国兴盛的必由之路，而深陷通道依赖则是大国衰败的致命诱因。亦正因此，作者不仅指出了我国历代王朝的治理都取决于对地理通道、管理通道、技术通道及思想通道的控制，而且，作者也特别点明了在法国与德国的兴衰史上，“有没有节制，是拿破仑与俾斯麦的最大差别，也是一个踏入‘拿破仑困境’，另一个破解‘拿破仑困境’的终极原因”。

    从1866年到1872年，俾斯麦凭借对战略通道的有效控制，确立了德国在世界卓然不拔的地位。然而，与当时大多数德国人的优越感不同，在1871年之后，俾斯麦即意识到德国的扩张已达到欧洲列强可接受的极限。为此，在其担任首相职务的将近二十年中，他积极营造周边各国与德国的和睦之气，稳定四方的目的旨在用较长的时间巩固、消化德国1866至1872年间在欧洲取得的地缘政治成果。也正是由于俾斯麦对通道依赖的规避，德国的国力在此期间迅速上升。19世纪末，也就是在俾斯麦辞职时，德国工业生产几乎赶上了英国，在总产量方面甚至超过了英国。而就在俾斯麦于1890年辞职之后，威廉二世执政时期的德国国内开始滋生起向世界扩张的冲动，通道依赖的后果，无论对德国还是对全世界而言，都是一场灾难。

    然而，在人类历史中，似乎没有一种悲剧仅仅上演一次。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教训，显然没有被美国认真汲取。依托对通道的有效控制，美国在二战后迅速步入了世界性大国的行列，与此同时，缘于通道依赖的魔力，其国运兴衰也开始与追求世界霸权紧紧捆绑在一起。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依托通道控制获得的军事优势，美国先后借助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将其军事力量插入了海湾地区、巴尔干半岛和中亚地区，全面回收苏联地缘政治遗产，并于2002年退出了《反导条约》，打破了原有的战略平衡。这种烙有通道依赖印记的蛮横作风，在小布什上台之后，更是以一副“舍我其谁”的霸主姿态出现，不仅使美国的形象大打折扣，同时也引发了有关美国衰落的浪潮。

    其实，大国兴衰本就是寻常之事，早在汉代，贾谊所著的《过秦论》就探讨过秦帝国垮塌之因。18世纪，英国人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以罗马帝国一千四百年历史作为个案，详细讨论了其政治及文化权力的衰退之迹。20世纪初，著名历史学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及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著作，也讨论了大国兴衰的周期循环律。而后，保罗·肯尼迪所著的《大国的兴衰》开始风靡全球，这本书恰好接上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从公元1500年一直讲到了2000年。到了21世纪，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在《权力的未来》中推崇“软实力”与“巧实力”概念，认为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未必就一定获得霸权，特别是在这个权力扩散的信息网络时代。

    从《通道战》的视角来看，约瑟夫·奈的见解其实标出了一个风向，即伴随着信息时代互联网将自然空间、技术空间、社会空间及认知空间的贯通，复合通道战时代正在到来。如何基于世界体系的大局考量，关注对通道的全球治理，寻求遏制战争赢得和平之道，或许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更为迫切的世界命题。尽管，人类对和平的追求，是一种最古老、最悲壮的追求，也是一种最痛苦、最艰辛的追求。

    《通道战》 卢彦著

    解放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