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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2年10月13日 星期六

    光明艺点

    执象以求 咫尺千里

    ——“文人画”概念解读

    作者:刘 波 《光明日报》( 2012年10月13日 12版)

        “文人画”概念的提出最早见于日本人大村西崖的著作,经陈师曾先生的推广而成为近代以来绘画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而陈师曾将“文人画”定义为不讲求画内功夫而专注于画外情趣,则大体代表了他自己的艺术实践和认识。专注于画外情趣不错,不讲求画内功夫则值得商榷。

        当代对于“文人画”这一概念,大体误解多于理解,曲解多于正解,解构多于建设。究其原因,与近几十年各大美术院校引入并推广的西方特别是经过前苏联消化理解的西方美术体系有关。在我们的美术教育体系中,书法在中国画专业的课程设置尚且可有可无,文史哲修养更是点缀,造型训练也是基本以写实主义为依托,无论是素描、工笔写生、水墨写生或是速写,都对着具体的模特描绘;对传统文化的隔膜、传统造型手段的陌生以及对传统文士生活情趣的无知都阻碍着学生进入中国千百年绵延不绝的民族艺术传统。黄胄先生在《画语录》里就曾说“八大造型也平平”。以黄胄先生的天才睿识,尚且不能理解八大的造型,遑论一般学子!

        除了写实主义(因为缺少想象和画外的内涵挖掘,这种训练基本是机械写实主义)外,中国画科所设置的“写意”课程也值得商榷。齐白石写齐白石之意,八大写八大之意,他们个人心中都先有属于自己的“意象”、“意趣”,然后借助于训练有素的笔墨来抒写,形成了一个个别具风格的写意画高峰。写意画能否以及如何有效传承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现在学生仅仅对照前辈的笔墨程式来描画,所见到的是外壳,所训练的是技术,而所忽视甚至遗弃的,恰恰是写意画最重要的灵魂——意。没有前辈的修养、缺少他们的怀抱和阅历,尤其没有他们损之又损的蜕变,执象以求,咫尺千里,不能传承写意真法乃是必然。基于此种训练成长起来的画家,对于以精神气象和笔墨练达为旨归的文人画,不能真正了解和认知也就在所难免了。

        那么,“文人画”究竟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价值?我们如何来欣赏、界定“文人画”?重新认识和提倡“文人画”,在当下又具有何种现实意义?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文人”的概念。从战国时期“士”阶层出现,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士”阶层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崛起,“学而优则仕”,基本是读书人的事情。“士”是中国历代掌控社会的主要力量,他们代表着“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人格,长期影响着中国历史文化一直到近代。同样是读书人,相比而言,“文人”缺少一种担当。正史里的文人一部分在“儒林列传”,另外的则在“文苑列传”,史家的春秋笔法,大体也着眼于他们对家国的责任。

        如果说“士人”太过偏重儒家用世精神,则“文人”一词似乎更具有“为文化而文化”、“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性。虽然“读书”是文人共有的特征,但“读书人”却不一定都能称得上“文人”,“文人”自有一套独特的价值判断。

        “文人”首先是一种情怀,并不是学历和知识。古人说“骨里无诗莫浪吟”,就是指代这样的一种情怀。生活中常见一些人喜欢作诗,看到什么就拿什么作为诗料,但他们所吟出的诗篇大都缺少情采,没有真正的感动人心的力量,当然也不会有真正的诗情和诗思。在绘画上,画完画随便找一首古诗题写在画面上的不乏其人,从形式上好像和古人的画作一脉相承,但如果对古诗一无所知,这种品题就只能作为一种绘画形式,不具有画家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与真正的“文人画”貌合神离。有人说画面有诗意不必题诗,此话虽然不能说有错误,但同样也可以说画面富有诗意也不必不题诗。在这里,“题诗”与否已经不说明任何问题,因为“画有诗意”是最重要的。

        其次,须知真文士自风流,不需要装腔作势,不需要装点门面,修养富厚、情感丰沛、怀抱修远、神情淡定,这些大体是一个“文人”所应有的表现。在画家群体中,“文人画家”同样会表现出潇洒超脱、不粘滞于物的情怀。下笔作画、提笔为文,甚至举手投足,都有一种“为文所化”的气象和神采。

        笔者对于日本绘画有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探讨。在日本,曾经有富丽精工的所谓“大和绘”,是从我国唐代以前的重彩绘画而来,只是更富装饰性;有清新雅致的“浮世绘”,直接继承中国古代的版画而来,却在雕刻、设色、题材方面更具日本本土的特色。但日本人在水墨写意方面一直鲜有大师,即如他们所膜拜的“雪舟”、“雪村”而言,笔墨学自中国南宋以来的山水,而缺少一种文人应有的虚灵、涵容而浑厚的气息。究其原因,日本的画家,要么是画工,要么是巧匠,都靠一份工作或“手艺”过活,几乎没有纯粹意义上的“文人”。这些人对于精雕细刻、装饰趣味更显优长,而独独于淡远冲融、脱略物象的文人精神难于把握。或者就是一些禅画家,“道个佛字,满面羞愧;道个禅字,拖泥带水”,直接把思想用简单的图像表达出来,又显得太过人工,如此可见“文人”之难得。

        西方也有自己的“文人”画家,达·芬奇即是一例,他是集科学家、艺术家于一身的人物,绘画中始终充满了科学的密码,至今仍是人类研究、解读的未知领域,但也似乎少了一些轻松自在、天人合一的趣味。难怪我们在西方美术馆看了一圈,虽然惊叹于西方画家对于自然物象极尽精微的观察和描画,除去少数大师的少数作品之外,大部分作品浏览起来仍旧难免视觉疲劳的困扰。此刻,我们常常会渴望面对八大山人画面上的一颗墨点、一条墨线,无须言说,也不需探究,其作用如同面对古德高僧,令人窥谷忘返、矜躁俱平。

        中国古典“文人画”,具有极强的精神性,一个精神干瘪的人,缺少飞升的双翅,也不肯从具体的物象、功利中超拔出来,不能对着一轮月、一池春水冥思遐观,不懂得“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没经过“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目既往还,心亦吐纳”,一定既不能欣赏,也不能创作这样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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