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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2年10月12日 星期五

    “中学西渐”过程中一个醒目路标

    ——文学界热议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作者: 《光明日报》( 2012年10月12日 05版)
    Ulf Andersen/Getty Images/CFP

    莫言,山东高密人,1955年生,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自上世纪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著有《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长篇小说十一部,《透明的红萝卜》、《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说一百余部,并有剧作、散文多部;其中许多作品已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韩、荷兰、瑞典、挪威、波兰、阿拉伯、越南等多种语言,在国内外文坛上具有广泛影响。

        “莫言问鼎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可能会重新唤起人们对文学的神圣感,对独创性的尊重与呵护。”在接受本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时,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说。

     

        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许,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他也成为首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真正的文学具有民族的特色,民族的风格,民族的气质,但它必然具有文学的共通性,显然能够超越了我们族群,我们国家的地理疆域”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为莫言感到由衷高兴,为中国文学自豪,为他举杯庆祝!我觉得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了解,对高密县土地的了解程度和认识深度,在中国作家中是非常优秀的。”高洪波认为,莫言是中国若干优秀作家中的一个代表,而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可谓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12年10月11日晚对热爱中国文学的人来说是个欢乐的晚上。此次获奖,不仅是对莫言的肯定,也证明了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意义。这30年来,莫言一直处在文学创作和探索的前沿。他的创作一方面深深扎根民间传说,一方面与世界文学构成强劲对话。莫言获奖,促进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

     

        雷达表示,莫言的获奖令人振奋,实至名归。莫言的创作具有强烈的独创性和探索性,他不断地吸收当代世界先进文学经验,并与乡土经验相结合,积极拓展汉语叙述的空间,变化多端,不拘一格,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他的创作从整体上代表了近30年来中国文学的长足进步,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走向成熟、自我完善的一个象征。同时,莫言的获奖是多年来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文学交流的一次开花结果。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也对莫言丰富的想象力印象深刻。他说,莫言一直在不断地探索,总是在寻找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题材。诺贝尔文学奖也经常会通过一个代表性的作家来关注他周边的群体。莫言就是这些优秀作家的代表,代表了一两代作家文学的水准。所以,评委会通过对莫言的肯定和奖励,肯定了整个一批中国的杰出作家。

     

        “即使把莫言摆在整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群体中,他都是很突出的,比起前些年一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外国作家毫不逊色。”陈众议表示。

     

        著名文学评论家孟繁华说,多年来,莫言的文学创作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高端成就的一部分。从《红高粱家族》、《透明的红萝卜》一直到《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构建了莫言无比丰富的文学世界,“他的‘中国风格’和‘中国经验’,使他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独树一帜。这是莫言获奖最重要的因素”。

     

        著名文学评论家贺绍俊提及,不久前他读到国学大师饶宗颐接受采访时说过:“我认为21世纪应该是一个中学西渐的年代。”贺绍俊认为,诺贝尔文学奖以这种方式积极回应了饶老的预言,莫言被诺贝尔文学奖所承认,正是“中学西渐”过程中的一个醒目路标。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莫言无疑是一位风格独特且鲜明的作家,他写小说仿佛就是在一个自由的王国里纵情狂欢,他的叙述是如此的汪洋恣肆,他的想象是如此的诡异奇特,而他的文学王国里又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他无疑为世界文学提供了新的样本,因此他丝毫无愧于诺贝尔文学奖。”贺绍俊说。

     

        《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作家邱华栋认为:“莫言是世界文学流转在地理学意义上转换的一个重要成果。他也是中国当代中国文学30年发展的代表。我觉得诺贝尔文学奖看到了世界文学在大陆之间的转换、延续和发展。”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说,莫言获奖说明世界对中国文学的肯定更加充分。莫言的作品以非常大气的手法书写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他的作品一方面广泛吸取了世界文学的经验,比如魔幻现实主义、现代派的经验,同时又把山东高密的地方戏曲和民间艺术结合进来,这使得他的作品有相当强的内在张力。

     

        “因为我的作品内在的文学品质,以及我的作品里面包含对人生对社会的关注。真正的文学既是民族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真正的文学具有民族的特色,民族的风格,民族的气质,但它必然具有文学的共通性,显然能够超越了我们族群,我们国家的地理疆域。然后感谢所有的读者。”10月11日晚,在接受凤凰卫视电话采访时,莫言这样分析自己获奖的原因。

     

        “人民—大地—母亲,对于一个文学工作者来说,就是我们置身其中的丰富多彩的生活”

     

        “在2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莫言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他的《蛙》以一个乡村医生别无选择的命运,折射着我们民族伟大生存斗争中经历的困难和考验。小说以多端的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深切思考。书信、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结构方式建构了宽阔的对话空间,从容自由、机智幽默,在平实中尽显生命的创痛和坚韧、心灵的隐忍和闪光,体现了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执著的创新精神。”2011年9月19日晚,国家大剧院,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现场,评委会这般评述莫言的获奖作品《蛙》。

     

        当晚,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莫言说:“沈从文先生曾说过,小说要‘贴着人物写’。这是经验之谈,浅显,但管用。浅显而管用的话,不是一般人能说出来的。我改之为‘盯着人写’,意思与沈先生差不多,但似乎更狠一点,这是我的创作个性决定的。”

     

        莫言的创作始终关注人,关注人性。2010年11月,在西班牙举行的首届中西文学论坛上,莫言谈及自己小时候经常听到老人们讲述土行孙的故事。莫言告诉西班牙的同行,土行孙是中国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一个身怀“土遁”绝技的豪杰,能够在地下快速潜行。因为这个绝技,土行孙立下了许多功劳,即便被敌人擒获,但只要让他的身体接触到土地,就会像鱼儿游过大海一样消逝得无影无踪。莫言说,自己后来在书上读到过希腊神话中巨人安泰的故事。安泰的父亲是海神,母亲是地神,他的力量来自大地母亲,只要不离开大地,他的力量就无穷无尽,但一旦离开了土地,就会变得不堪一击。

     

        “我总感到这两个人物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总感到这两个人物与我所从事的文学活动有某种联系。我们习惯于把人民比做母亲,也习惯于把大地比做母亲。而人民—大地—母亲,对于一个文学工作者来说,就是我们置身其中的丰富多彩的生活。”莫言在发言中说。

     

        “我除了向莫言表示祝贺外,也要向他表示敬意。因为他为中国文学赢得了难得的殊荣!”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认为莫言获奖释放出了两个信号:一是诺奖在衡量作家的尺度上不断地进行调整,更具文学性与世界性;二是中国作家已经进入了世界一流文学奖的视野,比过去更受到世界的关注。

     

        青年作家徐则臣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仅是莫言一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文学之路通往世界文学之路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给中国文学自身向前走增加了动力和助推力。莫言通过自己的获奖,会将中国年轻的当代作家呈现给世界文学舞台,引起他们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

     

        “必须清楚地知道,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好小说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在2011年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莫言坦陈获奖当然是好事,“但如果得了奖就忘乎所以,那是可耻的行为。必须清楚地知道,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好小说还没有被‘发明’出来。要把目光向那个方向看,盯着在那个荆棘丛生、没有道路的地方。那里有绝佳的风景,那里有‘高人’在向我们招手。”

     

        随后的8月26日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莫言再度表示:“我总在想,如果换一拨评委,可能得奖的就是另外五个人了,所以不能得意忘形,我说最好10分钟就忘掉,但现在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争取10天忘掉。10天忘不掉一个月内必须忘掉,要轻装前进。”

     

        就中国文学而言,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是个大事、喜事,但更重要的是在整体上提升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价值空间。

     

        青年作家付秀莹坦陈,莫言的创作个性值得自己学习。她认为莫言的创作汪洋恣肆、天马行空、陌生化、紧张感以及由此带来的阅读快感,令他以非典型的艺术个性,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卓然独立。他决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作家,他时时旁逸斜出,独辟蹊径,他是大胆的,反叛的,粗莽的,富于破坏力和张力。“他的这种大胆叛逆应该是来自于他对传统的烂熟于心,他深知其中堂奥,因此懂得如何出乎其外,入乎其内。他的反叛的勇气来源于他的自信,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精神品质。”付秀莹说。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表示,莫言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对于整个文化创意产业而言是一个鼓励和推进。对于文化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契机,不断地增强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让中国文化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高层次的提升与跃进。

     

        电影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联想到,在上世纪80年代,由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曾经斩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此次他以文学成就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表明,无论何时,文艺创作都不能一味地追求市场功利,而是要始终把握历史、现实的价值和内涵,始终发自内心地关注人、善待人,这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保持优良品质的重要基础。

     

        (本报记者 王国平 付小悦 饶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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