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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诚院士是一个讷口少言之人，但在他不多的话语里，我们仍能真切有力地感受到这位悬壶济世的老者对于国家、患者与后辈，对于他所热爱的事业的炽热和壮阔情怀。
“把‘中国’刻在世界神经外科状元榜上”
王忠诚不止一次地对自己的学生强调：“拿起手术刀，在世界神经外科的状元榜上，不断刻上‘中国’这两个字！”从医的几十年，王忠诚不断将“中国”二字一寸一寸地刻在了世界状元榜上。
改革开放初期，王忠诚每年都要参加一些世界性学术交流活动，那些傲慢的外国学者不把中国神经外科的发展和成就放在眼里，王忠诚在交流会上的发言内容常常受到严格的限制。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他感觉到自己身上的责任之重以及使命的神圣，“中国要在神经外科领域打个翻身仗，就必须拿出硬邦邦的东西来！”
抱着这个信念，王忠诚选择了一系列世界公认的医学难题为突破口。脊髓内肿瘤是一个世界性医学难题，长期以来，治疗效果很差，术后瘫痪多，世界各国神经外科医生对此一筹莫展。
1995年春天，一个叫范勇的18岁小伙被抬到天坛医院，他脊髓内长了一个粗约2.5厘米、长约22厘米的巨大肿瘤，侵占了9节椎体的空间，这在中外医学史上十分罕见。在当时，这种肿瘤一般采取保守治疗，绝对不能做手术，但王忠诚不退缩。手术那天，已经70岁的王忠诚在手术台前奋战了10个小时，将这个巨大的肿瘤一丝一毫地剥离下来。手术成功的消息很快传遍全球，国际同行惊呼其为“惊动世界之作”。
“割掉病人痛苦，不要割掉与人民的感情”
1996年，25岁的徐邵成被确诊为脑干肿瘤，做过两次开颅手术后仍不见好转，家人听说王忠诚做这种手术成功率高，想找他做第三次手术，但他们又很担心早已功成名就的王忠诚院士不敢做。
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当王忠诚看过徐邵成的核磁共振片之后，马上说：“孩子的病情很严重，必须手术，而且要尽快手术。”手术从早上8点持续到下午3点多钟，很成功。
有人曾问过王忠诚，现在的医患纠纷很多，面对一些疑难病症和大手术，很多医生可能会放弃，但你为什么从不退缩？
王忠诚说：“因为我不给他们做手术，他们就没有希望，我做了，至少他们还有一点希望，哪怕说1%的希望，我都要试一试。”
“我希望你们拿起手术刀，不停地去割掉病人身上的痛苦，千万不要去割断与人民的感情。”这是王忠诚常常用来教导学生并用其一生去实践的一句话。
“把祖国和人民给予的手术刀传下去”
从医60余年来，王忠诚亲手培养了80余名研究生。他的第一个博士后、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副所长张亚卓永远也忘不掉17年前的一件事，那时他写了一篇论文，70岁的老师戴上老花镜逐字逐句地审阅，看到一半发现一个错别字，用铅笔圈起来后对他说：“拿回去，再检查两遍。”张亚卓把修改后的论文第二次拿给王忠诚，他又发现论文结尾处的几个英语单词拼写不规范，让张亚卓重新修改。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副主任张俊廷说：“刚参加工作时，看到外伤性植物人比较多，心里暗暗产生了对神经外科工作的抵触心理。而当时王院士却充满了对神经外科事业的执著，他刻苦钻研业务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我开始拼命地钻研神经外科手术技术。10年后，有幸成为王院士的第一助手和他同台手术，老师手把手地传授，使我逐渐成为一名能独立开展神经外科手术的医生。”
王忠诚晚年有3个愿望：建一所现代化、以神经外科为特色的三级甲等医院；搭建一个国家级神经外科研究平台；办一所按照1+4模式培养神经外科专科医生的医学院。他对学生说：“我盼望你们把祖国和人民给予的手术刀传下去，做一个把神经外科事业推向更高峰的接班人。”本报记者 金振蓉 本报见习记者 陈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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