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血脉的交融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 郑欣淼：

    故宫只有一个，故宫博物院却有两个。海峡两岸两个故宫博物院在国际上都享有盛名，但彼此之间却长期没有正式的来往，形同陌路。

    然而，十年前，坚冰开始融化。

    2002年我担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当年底，我首次赴台，会见了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杜正胜。台湾《中国时报》在头版头条以《当故宫遇到故宫 两岸历史性一刻》为题作了报道，并刊登了我在台北故宫观看文物的多张照片。我与《中国时报》总经理的对话《故宫虽分两地 国宝全民族共享》，也在台湾引起很大反响。2004年，台北故宫继任院长石守谦与我互通信函，他曾派人来北京故宫，就两岸故宫交流问题进行协商，北京故宫也曾草拟了合作交流的“备忘录”，但因多种原因，正式交往的关系仍未建立。

    其实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机遇终于来了。2009年初春，暌违一个甲子的两个故宫博物院终于打破坚冰，正式迈开交流合作的步伐。开端始于台北故宫举办清雍正时期文物大展向北京故宫借展。紧接着两岸故宫博物院院长互相访问，达成8项合作交流协议。其特点是：双方都拥有真诚合作的愿望，从实际情况出发，达成共识；从具体事项入手，制定某个方面的互惠机制；从展览交流开始，扩大到信息与教育推广交流、文化创意产品交流等博物馆建设的多个方面，以及学术研讨会交流机制与科研人员互访机制的确立等等。近4年来，这种交流合作在逐步发展，不断深入，也日益走向规范化。

    许多历史似乎都是由偶然性构成的，其实必然性才是巨大的推动力。两岸故宫是割不断的，因为其藏品都主要来自清宫，有很强的互补性，既各有千秋，又不可能孤立存在；不了解故宫，不了解对方的藏品与研究状况，对自己藏品的研究，对自身博物院建设，势必受到很大影响。这是两岸故宫博物院交往的重要动力。但更深入地看，两岸故宫文物藏品的这种联系，其实质是中华文化精神的联系，是两岸同胞的普遍心声。两岸故宫的交流，就是中华文化血脉的交融。

    两个故宫博物院的形成，与当年抗日战争时期的文物南迁有关。台北故宫收藏着约1/4的南迁文物。故宫文物南迁是故宫博物院早期院史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华民族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的一个壮举。这些承载着中华文化血脉、倾注着中华民族感情的故宫文物，在民族危难时刻，与中国人民共同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两个故宫博物院秉承故宫的精神，都在继续弘扬着中华文化。2010年6月，北京故宫的16位人员和台北故宫10位人员参加了长达半个月的“温故知新：两岸故宫重走文物南迁路”考察活动，先后考察了4省8市，探寻了37个重要的故宫文物存放地点，寻找了当年部分运输路线，串联起一条忆旧思今的携手重走之路。早期故宫博物院院史是两岸故宫的根，是共同走过的路，也是共同的财富，对故宫博物院今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两岸故宫都感到需要认真研究早期院史，还互相交换有关档案资料，并且作出研究的规划。

    这3年间，我曾4次赴台交流，其间有许多事，看起来很小，但都使我感动、受到启发和激励。有一次我去台湾政治大学演讲，按约定时间早到了半小时，我刚说“早到了”，接待我的学院院长则说：“不早不早，已晚了60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一位吴先生请我为他孙子起名，我选了《周易》中的“大有”，对他说，您的孙子出生在两岸故宫交流的好日子，用“大有”作名字，既有纪念意义，更是期望两岸故宫交流继续推进、大有成果，他高兴地接受了。我写的《天府永藏》、《故宫与故宫学》先后在台湾出版，引起相当反响，台湾清华大学从2009年秋季开始设立《故宫学概论》课程，教材即以我的这两本书为基础。去年11月访台，我先后去了当年迁台文物所到过的基隆港，及长期存放地台中市雾峰乡北沟村，陪同的台北故宫同人还专门请来台中市文化局长，商议北沟旧址的保护问题。

    两岸故宫博物院交流又为国际社会所瞩目。美国汉学家沈大伟在其所著《中国皇家收藏传奇》中说，国宝长久的分割象征着国家的长期分裂，而大量国宝滞留台湾，收存于一个仍然叫做故宫博物院的机构，那就意味着台湾和大陆、和中国的过去联系在一起，它无形中成了一条重要的纽带。我刚收到的日本朝日新闻国际部副部长野岛刚的新作《两个故宫的离合》，则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对两岸故宫近年交往的过程做了详细的记述。人们都看到，两岸故宫交流蕴含着深刻的意义，随着时间推移，其意义将会更加彰显。（人物素描：郭红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