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创造我快乐的萨拉蒙

    托马斯·萨拉蒙（1941—），当今中欧领军诗人之一，使用斯洛文尼亚语写诗、出诗集，与众多英语译者合作翻译自己的作品并在美国出版英文诗集。截至目前，他的斯洛文尼亚语诗集出了有37本，英语诗集也出了9本。这样的出书量一来说明诗人勤奋，且40多年如一日地保持了惊人的创造力；二来说明诗人在本土和在美国的被接受度都很高。

    他与本土的关系实际上有些若即若离，因为他，尤其是他的前期作品对斯洛文尼亚是带着“社会批判”的刀锋的，本身对欧洲过度文明导致的生命力、原始血性的丧失就不满，面对本民族精神主体在纠结于前南斯拉夫的历史命运中复杂怠惰的主体丧失，更痛切地觉得这个民族是个已相信“逐渐/杀死/它的身体/和灵魂/是自然的”（《我的族群》）民族，于是诗人难免“……厌倦了我的部族形象/移居其外”（《蚀》）。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诗人，萨拉蒙也主动出离斯拉夫文化而亲近英语世界。因而在美国，他颇被美国诗人们认作是自己人，他和美国诗歌中心人物查尔斯·西米克、乔芮·格林厄姆、罗伯特·哈斯等是同道好友，不时地在美国参加写作项目，教教诗歌写作，到各地诗歌朗诵，是年轻的“一类新美国诗人的秘密教父”，被年轻的美国诗人们有点简单化地认同为是当初广阔博大的新美国精神之代表惠特曼的继承人，且身上还有迷人的欧洲性——欧洲历史文化背景乃至欧洲时事政治，洗都洗不掉的。

    不过，中国文学人口最感兴趣的可能会是下面这个传闻，据说，每一个欧洲小国、小语种都会有一位或两位“Nobelisable”诗人、作家，即完美程度足够赢得诺贝尔奖的人。萨拉蒙就是斯洛文尼亚语中的两人之一。

    萨拉蒙上世纪60年代初为诗人时，姿态先锋。第一本诗集《拨火棍》（1966）被认为开启了战后斯洛文尼亚现代主义诗歌，引发了一个集中于“reism”的文学运动，其中的诗学关键词有四：reism——只聚焦于事物；carnism——聚焦于形质的无节制；ludism——聚焦于超越理性的游戏性，和最重要的linguism——专注于语言的内在可能性。以萨拉蒙为首的贯彻这些诗学精神的充满想象力的诗歌实践，对既有的斯洛文尼亚语诗歌的表达规范给予了果断终结，从此改变了斯洛文尼亚语现代诗歌面貌。几乎十年之后，有相似诗学精神的美国“语言诗派”诞生，它们共同为一个时期内的世界性的诗歌新先锋运动作出了贡献。

    这些特点，在萨拉蒙的诗歌中多有贯彻，他的许多自我－历史诗歌中都充满了自我丰产神话，满纸的游戏意识，声调尖利的情感抒发，自由主义化的比喻，插话式的细节，各种无结论和矛盾对立，琐碎无聊和历史性细节的并置，歪曲的并行关系，行与行之间逻辑的不可捉摸……够另类、够喜剧、够快乐、够自信、够自由、够反讽。但其实，从始至终，根本性的萨拉蒙都是严肃的，在他喜剧的和反讽的声调特质背后，是根本性的严肃的恢弘视像创造。他的方式常常是像寻水人凿开土地找到水那样，水以一种惊人的、野蛮的、震撼的、新鲜的、纯粹的方式喷涌而出。或者像是托钵僧旋舞——只要能够忍受，就一直旋转下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萨拉蒙写作的评价，以及受他影响的年轻斯洛文尼亚诗人们对自身诗歌写作的自况，都充满了一种明显的精神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萨拉蒙自己曾有言，“诗歌是精神发展的平行过程。在宗教中，你被训练得不再畏惧。在喀巴拉或托钵僧狂舞中，你受到训练如何与一个世界共处，前提是只要你还能够忍受它。”写作行为在“泛萨拉蒙教”的范围内被普遍地认同作“向极乐地蹦跳在上帝之嘴喷溅出的唾液周围的快乐的屈从”。

    当今中欧另一位领军诗人、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1945—）在他最新的诗集《无形之手》中写了一首《如果我是托马斯·萨拉蒙》，其中对两个人的诗歌做了一个非常有见地的有趣对比，“托马斯生来被赋予两种想象力，/斯洛文尼亚的和墨西哥的，而他以一种/令人心跳停止的迅速捉弄它们；//而我是一名永远的学习速记的学生，/努力想要理解死亡如何进入房子/如何离开，又返回”。他还说道，如果他是萨拉蒙，他也会一直快乐。事实证明，在奥斯维辛之后，诗人们还在写作。并且主流就是这两种：创造的和见证的。面对世界的苦难和残酷，见证、思考、抗议，吞下大杯的黑暗，体察着事实说出“不”，或隐痛着仍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但诗的经验领域还有游戏性的和欢乐的时刻，活跃的想象力带着你脱离地心引力，创造的至乐是没有哪个奥斯维辛可以将它拿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