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决胜岂止在沙场

    今年是叶剑英元帅诞辰115周年。我还清晰地记得他80岁那年写的一首七律：“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豪情满怀的诗句今天读来仍令人动容。仔细一算，老人家离开我们已26年！

 

    26年间，沧海桑田，人间巨变，然而我们仍然深深地怀念着叶帅，他铭记在人们心目中的，不仅是他沙场上的将军之风，还有历史关节点上所显示出的英豪气概，以及矢志不移的信仰、纯粹高尚的人格。

 

    元戎身后真性情

 

    叶帅生前，我有许多和他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记得七大前，中央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叶帅主持讨论闽粤赣党史问题，常和我父亲张鼎丞在一起，那时的我刚记事。以后的岁月里，无论解放前在延安王家坪、北平军调部，还是解放后，我经常见到叶帅。“文革”中有一段时日，我还栖居在叶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都展现出别样的风采，我也常常感受到他对晚辈的关爱。

 

    每每想起叶帅，他的音容笑貌便浮现眼前，言谈话语犹在耳边。他常教育晚辈：我不是因为穷，因为苦大仇深，要解放自己，才参加革命的。“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是他一生的写照。这使我知道，应该为理想信仰来选择人生道路。他告诉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要记住别人对你的帮助，但你要忘记你帮助过别人；在别人困难的时候，更要不顾个人安危，给予帮助。他教会了我如何做人，这些话语也成为了我人生的座右铭，使我终生受益。

 

    作为长辈，叶帅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这些印象：

 

    他渊博。谈天论事，引经据典，古诗文名句常常脱口而出。毛泽东论诗，有“剑英善七律”之评。就是在“文革”期间被发配湖南时，叶帅也会在书信中风趣地改写柳宗元的《江雪》状景抒怀：“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高楼出世翁，独赏湘潭雪。”我想，老帅绝不是在抒发闲情逸致，而是必有所思，饱含深意。

 

    他多才。父与子，一个拉二胡，一个吹笛子，合奏一曲；翁与婿，四手联弹，合奏钢琴。叶帅爱乐，颇有古风，“曲有误，周郎顾”。

 

    他慈爱。在办公室，他把孩子放在摇床里，一边用脚摇着，一边批文件。

 

    他随和。一次洗澡时，警卫员疏忽了，误将他反锁在浴室长达两个小时。过后，党支部要给警卫员处分，他还哈哈大笑：处分什么？孩子嘛，就是贪玩，无心作恶恶不罚嘛！

 

    从潇洒英俊、风流倜傥的青年才俊，到慈祥风趣、儒雅睿智的忠厚长者，叶帅文韬武略，满腹经纶，颇具古风，不让先贤，诚为一代儒帅。喜读《三国》的他，雄姿英发，“不向情场向战场”，可比公瑾；羽扇纶巾，“雁门关外杀敌回”，极似孔明。

 

    随着阅历的增长，对社会认识的深入，回望他老人家戎马倥偬的一生，细细品味他生活中的真性情，我顿有所悟：他能够名留青史，不仅仅源于他在民族解放事业上的突出贡献，也源于他非同一般的人格魅力。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作为一位从小得到他关爱、教诲的晚辈，我时时将他的一言一行谨记心中，作为鞭策自己的人生信条。

 

    历史节点逞英豪

 

    叶帅坚定的政治立场、革命信仰、党性原则，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身处逆境时的不屈意志，早已得到世人的传颂。然而，和许多反抗剥削压迫、寻求翻身解放而揭竿而起的革命者不同，叶帅是从仕途顺遂、高官厚禄的人生道路，走上九死一生、艰苦卓绝的革命征程的。

 

    当年，作为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叶帅感到国民党开始变了，变成了一个腐败的党，已经辜负人民的期望了，于是他找到了共产党。他舍弃养尊处优，甘愿千辛万苦；舍弃轿子挑夫，甘愿穿上草鞋；舍弃咖啡奶粉、饼干白兰地，甘愿粗茶淡饭、忍饥挨饿；舍弃每月几万大洋，甘愿分文不取……从今天的价值观来看，叶帅舍弃的恰恰是许多人毕生所追求的东西，他曾拥有的一切甚至是今天衡量“成功人士”的标准。然而，在舍与得之间，叶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尽管之后遭受了左倾路线的打击、“旧军阀”的批判、“地方主义”的指责、“二月逆流”的去职，但他始终积极乐观、无怨无悔。

 

    谈到叶帅的政治人生，不能不提到三个人，那就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这三个人都曾器重的，唯有一人，那就是叶剑英。1922年，粤军陈炯明叛变，炮击大总统府，25岁的少校护卫营营长叶剑英率部接应，护卫孙中山脱险。此后，他参与了黄埔军校的筹备，任教授部副主任，他是唯一可以不用通报，并佩剑出入蒋介石行营的人。就连他最初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也曾因受过蒋介石的器重而被拒绝。加入共产党后，在毛泽东麾下，他从苏区、遵义、延安、西柏坡，一路杀进北京城，赢得领袖“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赞誉。

 

    所谓大事者，历史关节点也。

 

    推翻帝制、走向共和，他投身国民革命；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他随军誓师北伐；国共分裂、革命低潮，他参与创建人民军队。

 

    在南昌起义发动前的关键时刻，他得知国民党反动派要围歼贺龙、叶挺所率部队，于是连夜通报叶挺，使贺、叶的兵力火速移师南昌，保证了起义的顺利实现。类似的情节，后来又在长征路上重现。

 

    在中央苏区，他作为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指挥作战，在第二、三次反“围剿”中，深刻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当左倾路线把持中央，排挤毛泽东时，从苏联回来的叶帅，根本不站在“留洋同学”一边，毫不犹豫地支持毛泽东。毛泽东被免职，他也被调任红军大学校长。

 

    遵义会议后，一、四方面军会师。在党中央与张国焘的那场斗争中，叶帅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从电报中发现张国焘的异动，及时报告毛泽东，使党中央迅速北上，脱离险境。由于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赞扬他“立了大功、救了红军”，此事遂广为人知。

 

    开创新局承大任

 

    “文革”十年浩劫，是叶帅度过的最艰难的岁月，难就难在，他必须做出关乎国家安危的重大抉择。有人说，叶帅在“文革”中没有被彻底打倒、关押坐牢，是幸运的，然而这更是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的幸运。

 

    在台上，他疾言厉色，怒对宵小；拍案而起，不惧权贵；仗义执言，保护干部。他始终是横亘在野心家篡党乱军路上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他的在位，保留了斗争的力量和未来的希望。

 

    这种两难的抉择，很像《赵氏孤儿》中，程婴和公孙杵臼面临的生死选择。死易？生难？死，一时之痛，一了百了；生，一世之难，不但要保护“孤儿”，还要面对无法申辩的误解和责难，忍受内心的煎熬。

 

    如同程婴一样，“文革”中，叶帅艰难地“活”在政治舞台上：坚守在前沿，要战斗又不能无谓“牺牲”；周旋于乱世，要临大节而不辱。这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需要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需要“相忍为党”的宽阔胸怀。他曾被批判、抄家、流放、赋闲，就连子女与女婿也都下狱。如此境遇，在仍任职的高层领导干部中，唯有叶帅一人。他沉着镇静，思虑筹划，静观其变，终于迎来了又一个历史关节点。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叶帅抓住了历史转折的机遇，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一人。下决心粉碎“四人帮”，当然离不开华国锋，但谋划准备、组织实施则依靠叶帅，这需要统筹全局的周密思虑和部署。好比一个外科手术，手术本身固然重要，手术的时机和术后的处置更难。叶帅成竹在胸，密切观察分析全国各地各界的动向，抓住苗头，以快打慢。在关键时刻，他谨慎行事，常常一天换几次驻地，留意西郊机场飞机数量的变化、钓鱼台汽车的进出，以及中南海门前的动向。在抓获“四人帮”之后，他立即在自己驻地召开政治局会议，统一高层思想，对稳定全局、掌控要害部门和重点地区作出部署。如果没有叶帅的坐镇，统一认识、作出决议恐怕不会那么顺利。

 

    那时由叶帅担任党的最高领导，是众望所归。华国锋也曾在会前私下和叶帅谈过，会上又正式提出，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叶帅坚辞不受。就连他最适合担任的军委主席这个职务，也被他推辞了。坚推华国锋，唯愿从旁协助，这需要何等的境界和胸怀！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觊觎最高权力者有之，当仁不让者有之，而如叶帅这样诚意推让者，即使不是唯一，也是极为罕见的。此后，他力推邓小平的复出、“四五”运动的平反，提出对毛泽东进行全面评价。为开创新局，叶帅可谓尽心竭力。

 

    20世纪，中国共产党推进了两次社会大变革，一次是推翻三座大山，成立新中国，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次是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没有叶剑英就没有邓小平的复出”（邓林语），也就不会有历史性的转折。两次历史进程，叶帅都参与其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叶帅无愧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大英雄和杰出的政治家。

 

    胸中自有百万兵

 

    叶之为帅，当然是军事家。他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对人民军队的创立、发展、壮大所作的贡献，以及他在军中的影响和地位有目共睹，他以位列开国十大元帅而彪炳史册。坊间尝有议论，说他没有直接统领过一支部队，没有独立开辟巩固一块根据地，没有亲自指挥大兵团作战，因此在开国元帅中，是最弱的。许多人不明就里，人云亦云。对于这种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妄说，有必要予以澄清。

 

    所谓军事家者，实有两类：一类临阵搏杀，攻城拔寨，横扫千军如卷席；一类运筹帷幄，居中调度，胸中自有百万兵。前一类现身于外，易万众瞩目；后一类隐形于内，故和者概寡。

 

    叶帅在十大元帅中位列末座，这并不表示他的实力最弱。我军纵横转战、百炼成钢、将星云集，其中佼佼者亦众，然号称“老总”者多，尊为“参座”者寡，唯叶帅一人。那些统领千军，独挡一面的战将，对叶帅也不无尊重和敬佩。

 

    从1930年到中央苏区任总参谋部部长起，叶帅在战争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工作。众所周知，总参谋长是最高统帅部机关的领导者，是最高统帅的直接下属，不“给力”的人是干不长久的。叶帅在这个并不好干的位置上任职时间如此之长，足见他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指挥作战最得力的助手，深得统帅的信任和倚重。

 

    叶帅是毛主席领导下我军总参谋部的创建者。在中央苏区，他就着手组建了我军作战指挥系统，构建了作战、情报、通信、供给四大职能部门，此后，他不断提高总参谋部贯彻军委战略意图、组织实施战役指挥的能力，完善机关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业务素质很高的专业参谋人员，使总参谋部成为最高统帅的左膀右臂。而回顾自己的军事生涯，他却淡淡地说：“我这一辈子的工作，不能说有什么功劳，更不能说有什么丰功伟绩，我这一辈子的工作就是打杂。”

 

    然而，这个“杂”不是谁都能打的，更不是谁都能打好的。仅举几端，可窥全豹。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使我党我军在那里站稳脚跟，叶帅奉命开展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相关工作，使之停止敌对行动，与红军友好合作。西安事变爆发后，作为负责军事方面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针对南京政府的军事威胁，叶帅在西北联军参谋长会议上提出了可攻可守、可战可和的作战计划，并进行了军事部署，保证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谈判过程中，叶帅樽俎折冲、据理力争，这才形成了后来八路军的基本框架。

 

    “七七事变”后，南方八省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工作，叶帅又是负责人之一。在各游击队改编后是否集中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南方各游击区是十年血战的结果，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必须保留一些武装在中央苏区开展工作。叶帅等人在分析具体情况后，认为许多小游击区力量薄弱，留下无法坚持，于是向中央提出了在相对强大的游击区，保留一些部队的大集中、小分散方案，得到中央的同意。

 

    皖南事变后，胡宗南制定了突袭延安的计划。党中央从内线获得情报后，对于如何应对颇感犹豫：不公布危及延安生存，公布危及内线安全。此时，叶帅思虑再三，提出以大局为重，公布消息，内线的安全由他们负责。叶帅的提议帮助中央下了决心。消息公布后，蒋介石的阴谋胎死腹中，延安免遭偷袭，内线也得到保全。

 

    解放战争初期，党中央主动撤出延安。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精干队伍，坚持留在陕北，与敌周旋；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去华北；叶帅和杨尚昆带领中央后方委员会到晋西北。许多人以为，后委就是老弱病残、疏散安置，其实不然。后委由中央和军委机关大部分人组成，是中央的参谋部。作为中央的耳目，后委集中了绝大部分电台，中央与各地、各战略区的来往电报，大多经过后委。另一方面，后委还负责侦察敌情，向转战陕北的中央纵队提供情报。当时林彪在东北，总参派出电台，不离左右，使他得以与中央联络畅通。后委还负责汇总整理、通报交流我军各部队的作战经验；根据中央委托，指导蒋管区的群众斗争，并对蒋管区农村的游击斗争提出策略方面的建议；同时还要为在陕北前方的中央纵队补充人员、运送物资。

 

    当年率部在陕北作战的王震曾经说过：有些同志以为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没有参谋部，这是一种误解，“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后委起了重要作用。”此乃知情者公允之论。

 

    将军决胜岂止在沙场。在总参谋长任上，叶帅可说是得心应手，纵观我军将帅，此任叶帅实为独一无二之人选。

 

    统帅也好，将军也罢，俱往矣！如今，那一代活跃在中国政坛上的人物，风流云散，化为青山，永伴江河。他们故去了，但他们留给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是后人不该也无法忘记的。叶帅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是谈及中国近代发展史不可绕过的一分子。

 

    昆仑山高，叶帅不死；黄河奔腾，思念永恒。当此叶帅115周年诞辰之际，思念愈甚，感慨尤多，谨以此文，遥祭于先辈在天之灵前。

 

    (作者为国家人事部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