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的关键词

    导演、编剧、演员……这些电影工作者们用高超的技艺和丰富的想象为观众构建了一个梦幻的光影世界，谱写出世界电影艺术的五彩华章。电影作品如同一首首从电影人心中流淌出来的歌，透露着他们真实人生的悲欢离合，表达着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热爱。认真聆听，我们从中不只看到了一张张对艺术执著的真诚面庞，更感受到一颗颗为电影事业无私奉献的美丽心灵。带着对这些电影工作者的崇敬之情，本版特别推出《影人相册》栏目，讲述他们的电影人生。我们就从台湾电影大师侯孝贤开始这次心灵旅程吧。

    关键词一：文艺

    他（沈从文）写自己的乡镇，自己的家，那种悲伤，完全是太阳底下的感觉，没有波动，好像是俯视的眼睛在看着这个世界。——侯孝贤  

    侯孝贤的电影几乎都有一种浓厚的文艺气质。

    文，是一种文人的底蕴。侯孝贤自言从小喜欢看小说，武侠小说、杂类线装书如《济公传》等等，基本上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年龄稍长之后，他又看了不少黄春明、陈映真之类社会意识比较强的小说。阅读的习惯带给他一种独特的创作者身份和创作自觉。台湾的电影导演中，也只有他的作品，深刻地打烙上了文人的印记——

    他描摹人、观察人、关怀人，放弃对花哨故事情节的追求，代之以对人物状态的刻画，认为“角色活过来比任何故事都要有能量”，于是观众记住了《恋恋风尘》里失恋后躺在床上流泪的农村少年阿远，记住了《海上花》里深谙人情世故、闲适练达扇着纸卷的青楼女子周双珠；他长年和作家编剧朱天文、吴念真等合作，给自己的电影公司取名叫做“三三”（朱天文等作家编著过一本文学刊物名叫“三三”），还将张爱玲译作的《海上花列传》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搬上了银幕；他的作品，充满着与张爱玲、白先勇一脉相承的人世苍凉，长镜头中缓慢流动的时间，死生契阔拍得淡然如水，却渗透出厚重无言的悲悯。

    拍摄走向艺术电影的转型之作《风柜来的人》之前，朱天文建议侯孝贤先去阅读沈从文的自传。读完就“附身了”，侯孝贤自嘲道。沈从文书写自传时那种俯视而客观的视角铺就了侯孝贤电影的底色。于是，《风柜来的人》拍摄过程中，侯孝贤常要求摄影师镜头要摆远一点儿，文字与影像间的转换也就此形成。

    一路坚持着这样的创作底色，他开创了台湾“新电影”的先河。“新电影”构筑在成长经验和本土化记忆书写上，属于艺术电影，不是主流。成本小、实验性强，自然在票房上就不可与商业大片同日而语。但是，如同每一个经得起寂寞的创作者一样，侯孝贤对品质与风格的坚持，也使得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国的影展上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关键词二：写实

    世间并没有那么多阴暗跟颓废，在整个变动的大时代里，生离死别变得那么天经地义不可选择，像河水涓涓而流。——侯孝贤  

    2003年，侯孝贤受邀赴日本拍摄导演小津安二郎的纪念电影《咖啡时光》。

    “他不服气。”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举办的“侯孝贤影展暨研讨会”开幕式的媒体采访中，侯孝贤坐在贵宾室的沙发上，指着头顶上日本导演山田洋次的照片，这么说。山田洋次的作品也是以充满生活气息的日常感见长，于是他认为，纪念小津的电影作品，理所当然应该是由同为日本人的自己来担任导演。后来，看了侯孝贤拍的电影，山田洋次终究服了气。

    跟山田所擅长的家长里短的故事比起来，侯孝贤所想要表现的日常感强调的是“在自然法则下人的活动。”电影常用的蒙太奇技术在他的作品中并不常见，侯孝贤更偏爱的是古老朴实的长镜头，“镜头其实怎么使用都可以，可是目的是为了便于捕捉人。”

    同样是背负着厚重历史的故事，描写大时代中小人物命运的悲喜沉浮，侯孝贤的镜头里面看不到令人大恸的煽情，可是每一个人物却好像自己身边的熟人一样真实可信。从《悲情城市》里老老实实开照相馆也没能逃脱被逮捕命运的聋哑人林文清到《好男好女》中沉浸在对死去男友的回忆里不能自拔的演员梁静，侯孝贤不回避起用明星演员，但观众却不再记得他们是光鲜亮丽的大明星梁朝伟和伊能静。

    “怎么把写实再放大，放大到精准的程度，让角色活起来。”这是侯孝贤考虑的问题。所以他拍电影都是剧本一写好就定演员，定下演员再围绕演员改剧本，角色活起来、片段真实可信，如此写实的人物，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有没有轰轰烈烈，也便成了故事。

    关键词三：节制

    一般电影是全知的观点，我则盯着主角走。

    ——侯孝贤  

    “《悲情城市》刚拍出来的时候，我觉得烂。”对于当时觉得烂的原因，侯孝贤解释说，影片中间的东西太多了，多到最后自己都看不清楚。他觉得好的标准是，“任何东西都一定要有限制和节制。”

    在侯孝贤正值壮年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华语电影业还处于资源有限的阶段，“为了省底片，比较精雕细琢，很能磨人”。而电影发展到今天这个时代，演员俯拾皆是，抓起一台数码相机就可以拍摄一部小成本的微电影，侯孝贤却“不停地想要回到原点”，迷恋胶片的质感，执著于反复在同一个演员身上去挖掘其深藏的魅力。

    一个舒淇，一部《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用三段故事写尽了电影岁月中令自己眷恋不已的吉光片羽：“爱情梦”60年代的青春少艾俨然有着《恋恋风尘》阿云的影子，“自由梦”用默片的方式将清末民初的南琵横抱画出了《海上花》长三倌人的无奈，而“青春梦”则是侯孝贤对当下这个时代的理解——叛逆外表下渴爱的心灵。清纯俏丽、温柔宛转、脆弱佯狂，只一个女演员，就在同一部片子中被挖掘出三种不同的生命力。

    侯孝贤相信，“条件越艰难，最后得到的东西越多”。这大概也是他为什么一直坚持跟门槛较高的胶片“死磕”，不放弃艺术电影的品格、不盲从于市场的理由。筹拍中的唐代传奇故事《聂隐娘》，因为历史背景的原因需要很长时间的前期准备，但侯孝贤仍然坚持他一贯的路数，打算把这个具备类型化商业元素的题材做成一部“文艺武侠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