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简书法的笔法与体势

    刘绍刚先生对笔者《浙大藏简辨伪》（以下简称《辨伪》）的书法分析提出商榷，读后颇受教益。作为辨伪的手段，浙大简的书法确实应在商、周书法的背景中考察。但对浙大简书的章法、结字与笔法分析，如已能确认其伪书的事实，手段似也可简化。就章法而言，刘先生认为竹简文字每简只有一行，没有章法可论。然古人以“书之章法有大小，小如一字及数字，”亦有“相避相形、相呼相应之妙”（刘熙载《艺概·书概》）。《辨伪》附图浙大简72、104，虽都只有一行，但避让呼应的章法已备，只是作伪者避让的是竹简残缺的部分，从而留下竹简残后伪书的铁证（《光明日报》2012年6月4日第15版）。

    就笔法而言，刘先生指《辨伪》以宋元书法概念评论战国笔法为不妥。按宋元人所论若干笔法，概念来自汉晋，技法却成于先秦。当代书家以元人康里巎巎笔法比论侯马盟书，实属有见（孙晓云《书法有法》，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97页）。传世文献所见术语晚后，并不意味着相应的书法现象晚后。笔者最近考证“章草”一名见于可信文献的最早年代，仅不晚于东晋咸康六年即公元340年（《“章”与“章草”：汉、晋章草的再认识》，《民族艺术》2012年第3期，第15-20页），这并不意味着汉代不能有章草。刘先生并以蔡邕《九势》所论为“魏晋以后的行草书”。但《九势》所论藏锋、护尾、疾势、掠笔等，广见于战国书迹，以之对照浙大简，伪书败笔一览无余（图1、图2）。《辨伪》一文强调“笔法奥妙”。用笔精妙，千古不易，“纤微向背，毫发死生”（王僧虔《笔意赞》，《书苑菁华》卷十八），学者不可草草放过。书至战国，笔法丰富而成熟，是书法史上的灿烂篇章，容另文专论。浙大简伪书却于战国笔法毫无理解，《辨伪》已逐条解析其病笔成因。

    就体势而言，“隶势”之义向无定说。以“势”与“隶势”论书，见于汉晋书论。我们所谓“隶势”，应指书法所见隶书的体势特征。如刘先生指出，学者多以“隶书都是在秦系文字演变出来的。”这是受“秦书八体”说影响的传统理解。“秦书八体”说见《说文解字》，以隶书起于秦火之后。我们认为，隶书萌生于先秦，有多种来源。秦系的青川木牍、秦骃玉版的隶书之外，晋系侯马盟书多见蚕头与燕尾的早期形态，并可见完全脱离古文形体的“不”字（图3）；楚系湖南子弹库帛书、湖北望山楚简、河南葛陵楚简等，都见早期隶书的结体与用笔。楚简书法是隶书的来源之一，称有“隶势”，似无不当。

    战国楚人书法字多“扁势”，是楚简书法的总体特征。子弹库楚帛书之外，湖南仰天湖、慈利楚简，湖北包山、九店楚简，河南信阳、葛陵楚简等等，多见“扁势”。曾侯乙墓竹简字形修长，确与楚简有别，但该墓墓葬形制、殉葬器物等，都与已经发掘的上千座楚墓不同，是否楚墓尚有争议。郭店简公布伊始，学者即注意到《语丛》等简与楚简有别。郭店简中属于“楚简”的书法，也见“结体多扁”的特征。“结体多扁”有两层意义。第一，结体“多”扁，并非结体“皆”扁；出现部分结体颀长的文字，并不改变楚简“结体多扁”的总体特征。第二，“扁”是一种“扁势”，而非“扁形”；战国楚简与汉初简帛隶书中多见竖长字形，但仍扁意盎然，不失“扁势”。

    书法之外，刘绍刚先生从四个方面指出浙大简“含有多国文字与书法的因素”，我们表示赞同。然而，马首蛇尾、鱼鳞凤爪的“九不象”可能是真龙，字融古今、体兼“晋”“楚”的浙大简却只能是假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