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的《我在北京人艺》是2009年出版的《我和北京人艺》的姊妹篇。如果说《我和北京人艺》是北京人艺院外人观人艺、叙友情的“客厅”,那么这本《我在北京人艺》就是人艺人自己唠家常、讲故事的“闺房”。全书共分“一生做戏,痴戏一生”、“说不完的人艺,道不尽的交情”、“艺术中的生活,生活中的艺术”、“舞台上粉墨争妍,生活中良师益友”、“北京人艺,我永远的家”五个章节,作者中既有北京人艺表演培训班培训出的优秀人才,如濮存昕、梁冠华等,也有1952年建院初期会聚到北京人艺、如今已离退休的老一辈艺术家,如本文作者朱旭。
八十老头酒龄七十九载
1930年,我出生在沈阳,父亲早先在县府做文书,后成为东北军的一名军官。家里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最小的孩子。1931年,我刚刚满一岁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全家人不得不随军离开沈阳,孩子太多,母亲照顾不过来,就把我交给了军队的一名老伙夫,我们称呼他为“大师傅”。每到驻地停脚,晚饭后大师傅总要赴牌局消遣,便希望我能尽快入睡。可一岁的孩子离开了亲人,更加爱哭闹。大师傅索性晚饭后,拿起白酒斟一小盅,给我灌下去。喝了酒,我自然沉沉睡去,大师傅就安心地打牌去了。习惯成自然,过了些日子离开了酒,年幼的我还真的睡不着了。就这样,我从一岁和酒结缘,到今天酒龄已经79年。
来到北京人艺后,更是有幸结识了多位感情颇深的“酒友”。剧院刚成立时,首都剧场尚未建成,我们的演出要到东华门的北京剧场(现为中国儿童剧场)。剧场门口有个“大酒缸”酒铺,门口摆放着硕大的酒缸,都盖着红漆的盖子。演出结束后,我们那点儿兴奋劲儿尚未散尽,就一起吃夜宵,把酒言欢,山南海北地聊天。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几十年如一日。当时酒的价格都不贵,红星二锅头才八毛钱一瓶,茅台不过一块三左右一瓶,但对我们而言,实在是天价啦,因此基本还是喝零打的酒。
我们喝酒有条铁的纪律,演出前绝不喝酒,就是把琼浆玉液放到面前,也是滴酒不沾,这是作为演员起码的职业道德。我常常告诉年轻演员,爱喝酒就给酒留个好名声。酒喝多了误事或者影响了演出,坏名声全推到酒身上,以后再端起酒杯就有了负担,没了“举杯邀明月”的洒脱,只剩下满心惭愧,酒自然喝不痛快了。
半个世纪的酒友
英若诚、于是之、吕齐、张瞳、林连昆、童超、童弟……我们既是同事又是酒友,还一起住在剧院的宿舍里,朝夕相处。“酒友们”的友情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一起在首都剧场演出,一起出国巡演,一起生活,回想起来,感动和有趣的事情着实不少。
英若诚既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又学习了西方的洋派教育,故此兴趣爱好均是中西结合。他聪明好学,知识渊博,加之生性风趣幽默,所以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英大学问”。我们喜欢到英家做客,他和夫人都非常好客,在他家喝酒吃饭气氛温馨得像家庭聚会,充满欢乐。
三年困难时期,我和酒友们着实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那时吃喝穿戴全是定量供应,买酒自然也要票。外面卖的只有一种二十多度的露酒。那时,刁光覃是全国政协委员,每个月有一瓶医用酒精的特供。老刁只抽烟不喝酒,我就用自己每月定量的好烟“前门”换他那瓶酒精。
可这医用的酒精毕竟不是酒,能不能喝,会不会喝出问题?英大学问知道了,给我出了个主意,拿露酒和酒精自己调配。露酒二十多度,医用酒精七十五度,加上适当的白水,就能兑成六十多度的酒,味道和二锅头差不多。按比例兑好,还要捂住瓶口,用力摇一摇,他说这样水分子和酒分子可以更好地融合。我们轮流喝了几口兑好的酒,别提多难喝了,谁也不肯再喝一口。英大学问苦思出的酿酒法就这样被我们一笑置之。
多年后,我们在英若诚家小聚。此时,各位酒友几乎全部因为身体缘故,被医生三令五申,不许再喝酒,于是之和童弟更是有夫人在旁紧盯,只有我可以喝酒。英若诚家专门为我准备了一个精致的酒杯,倒上酒,我却有点不忍心喝了:
“你们都不喝,就看着我一个人喝,是不是有点儿太残忍了?”
童弟羡慕地说:“我们大家看着你喝也高兴。”
闻听此言,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我的酒友们哪!
拍摄《清凉寺的钟声》奇遇
拍摄谢晋导演的电影《清凉寺的钟声》时,剧组一行人到了太行山之巅的河南辉县。山路崎岖难行,但我第一次闻到如此清新的空气,吸进肺里竟是甜丝丝的。我和濮存昕住在当地农民堆粮食的仓库里,条件很艰苦,简简单单地支上两张床,由于不能在仓库里生火,屋里冷极了,寒意一阵阵往骨头缝里钻。我们俩想喝点酒取暖,就大老远跑到镇上的合作社,那里卖的最好的酒是泸州二曲。我们买了一瓶,拿回来坐在粮食仓里喝,越喝越头疼。我们以为是天气太冷冻得头疼,就每人吃了两片止疼片接着喝。喝着喝着越来越不舒服,就不敢再喝了。
到了第二天,剧组里有人告诉我们,那酒肯定是假酒。我俩真是心有余悸,幸亏察觉到异常没有再喝,不然搞不好要喝出毛病来。
我们的遭遇传到导演谢晋耳朵里,当晚收工后,他把我叫到房里拿出他带来的好酒,还摆着酒菜。谢晋上戏专时是焦菊隐先生的学生,他是个非常认真的导演,我见过他自己那份剧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导演阐述。他喝酒很有意思,他有个小量杯,上面刻着刻度,每次喝多少倒多少,喝够定量就停下。每次和我喝酒的时候,喝够定量他却忍不住要再加一点,没一次按照定量喝。
一天晚上,酒过三旬,谢晋问我:“焦先生骂过你吗?”
焦菊隐排戏时非常认真,有时脾气很大,演员没有达到要求或者做得不好,他就会骂人。谢晋这么一问,我仔细想想,焦先生当真没有骂过我。剧院刚成立时,很多演员习惯了固定的表现套路。比如,演老头一定是“按五摇六”,一只手张开摆在小腹上,另一只手摆成“六”放在身后,走起路来还微微发颤。焦先生非常反对这种表演方法。我那时年轻,表演经验很少,所以程式化的表演就少,焦先生对我们年轻人比较宽容,采取的方式多是耐心教导。谢晋听了我的回答后,沉思了一阵。
我问他为什么提这个问题。谢晋说,他是在寻找一种导演帮助演员提高表演能力的方式。有种说法叫“一个演员一把锁”,他在尝试寻找打开每把演员心锁的钥匙,他知道焦先生排戏的成功率很高,就思考是不是有时严厉一些会收到奇效。我听了很是感动。谢晋在喝酒聊天时还不忘自己身为导演的责任,这种精神也注定他拍摄的电影保持着很高的成功率。
在《清凉寺的钟声》拍摄期间,我还得出一个喝酒的经验:以后再去比较偏僻的地方拍戏,绝不喝瓶装酒,要喝就买当地零打的酒。后来我去四川拍《变脸》的时候,就用到了这个经验。剧组在一个边远的小镇住下,我去街上很简陋的小门面打酒。有七毛一斤的,九毛一斤的,最高级的卖一块五毛钱一斤,放在坛子里摆在柜台上。
我去打酒时,老板拿着碗在酒坛表面轻轻一撇叫我先尝尝。我笑着和老板开玩笑说,我懂你们这里的门道。酒的比重比水轻,上面飘着的酒浓度就高,水的比重沉,下面的酒浓度就低。要是来了熟客,店家就拿着酒提拉轻轻打上面的酒,要是来了生客酒提拉就咚地一下抄底喽。前者是酒里有点儿水,后者可就是水里有点儿酒啦!老板听了忍不住笑起来。后来,拍摄《变脸》时,我临场发挥,把这段话用到了台词里。吴天明导演大喜,直说这段词加得好,有生活。
拉拉杂杂说了些关于酒和我的酒友们的故事。如今,许多老朋友先我而去,每当我端起酒杯,眼前总浮现出我们当年或是把酒言欢、或是借酒浇愁的场景。酒,让我这辈子结识了这么一群至情至性的朋友,此生足矣!(王 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