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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李先念先后担任过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中共武汉市委书记，中南局副书记等领导职务。在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下简称“对资改造”）前后，他领导湖北人民创造性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对资改造”的方针政策，形成了湖北经验，使湖北成为全国进行“对资改造”的一个典范。
新中国成立至总路线颁布前，湖北贯彻国家关于扶持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以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的方针，在两次工商业调整中注意引导民族资本主义朝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从而使民族资本在建国后获得了较快的增长，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亦逐步确立。在此期间，李先念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就是调整工商业或者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前提。他在领导湖北人民完成剿匪反霸、民主政权建设后，认为湖北应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夺取政权以后的任务很多，但归结起来，根本的就是要进行经济建设”。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后，李先念于1953年10月20日发表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目的》一文，提出“我们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本的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此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应该为此目的而努力奋斗”（《李先念文选》（1935—1988），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这一思想是忠实贯彻“一化三改”总路线的最好体现，湖北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总体上也坚持了这一思想。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李先念提出，必须大力利用民族资本主义来发展湖北经济。“当前，最主要的，是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利用资产阶级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中国的经济还很落后，还不能完全取消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不利用资本家的资金、管理技术来发展生产？”湖北省第三次党代会在明确湖北改造的方针时也强调，要使各种经济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此就要统一集中人力、物力，发展重工业，并相应地发展轻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和交通事业，要发展地方工业与手工业以补国家轻工业生产之不足（《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湖北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生产力，首要的是要正确对待民族资本主义。在湖北“对资改造”进程中，大部分时间内对此都能够采取合理的方法。李先念在1954年《更好地贯彻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一文中指出:“就我们的工作来说应根据主客观情况，正确地贯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摆好公私关系。……另一方面，又要利用现有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一面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并且使其有利可得，能够适当地扩大生产经营。我们对资产阶级不仅改造他们的企业而且也要改造人。如果只是‘挤得掉’，而‘用不上’，是不算本领的。只看到资产阶级坏的一面，看不到资产阶级在目前一定时期内仍能起积极作用的一面，是不全面的。还须看到，私营商业中还有为数很大的小商贩，而依靠私营工商业谋求生活的人更是数以百万计，再加上城市和农村的手工作坊和家庭副业，牵涉到的人就更多。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采取稳妥政策，而采取急于求成的粗暴政策，就不仅不能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而且势必使依靠私营工商业谋生的人们的生活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须知这些人的生活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是国家所能包得了的。”（《李先念文选》（1935—1988））
李先念提出:“现阶段进行经济建设，要使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在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上，“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对它要既团结又斗争。要注意警惕和限制它的消极性，引导和发挥它的积极性。当它不老实的时候就要瞪着眼看它一下，让它安分些；当它消极的时候，就要拍拍它的肩膀使它积极起来。”（《李先念文选》（1935—1988））“瞪”和“拍”比较形象地说明了当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而在改造实践中，如何贯彻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力，李先念也有诸多策略上的思考。
1、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基本策略是采取市场手段。李先念在中共湖北省第三次党代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欧美资产阶级相同的地方是其本质都是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要求。革命胜利以后，他们承认并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资产阶级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采取和平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逐步改造的政策。这种政策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是‘插’和‘挤’而不是没收。所谓‘插’，就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如合资经营、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等。所谓‘挤’，就是要淘汰一部分，如粮商是非挤掉不可的。”（《李先念文选》（1935—1988））这实际是说明应该用市场手段展开与资本主义的竞争，达到改造的目的。
2、强调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小商小贩的改造。湖北在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注意区分小商小贩和商业资本家，李先念还十分重视对改造对象的思想政治工作。“小贩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长江日报》1955年12月30日第2版）因此，对他们进行改造，应强调思想教育，强调妥善安排，有领导地有计划地引向合作化道路。在从经济上改造的同时，必须加强对他们的思想作风改造工作，没有思想作风改造，仅有经济方面的改造，要完成改造私商的任务是不可能的。为此，中共湖北省委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管市场工作人员，应尽可能定期地结合具体情况，加强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宣传教育和思想工作。
3、注意防范“左”的错误，及时纠正偏差。李先念指出：“积极、急躁是两回事，能搞国家资本主义者，应积极去搞，但也要防止急躁，不能不加区别的一步搞起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有所不同，一视同仁”（《先念同志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报告》湖北省档案馆Z34—18—303）。由于李先念的正确引导，对于湖北“对资改造”中出现的问题，省委均能及时发现并纠正。如湖北崇阳县税务局未经县委讨论，封闭全县油榨坊事件，县委发现后立即下令停止。地委也会同专署责成当地彻查责任，并予以严格处理，以教育全党。对于鄂南存在的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和税收工作的单纯任务观点，破坏了党的纪律，侵犯了工商业及广大群众的利益的事件，湖北省委及时发现并作出了组织处理，1954年6月湖北省委发出《关于祟阳、宋埠等地违犯工商业政策的通报》，对上述错误的做法进行了全省通报批评。
由于李先念能结合湖北实际，创造性地理解党的过渡时期的战略方针和政策，使得湖北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1953年春，毛泽东选择了湖北来阐发其“对资改造”思想。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率领中央统战部调查组到武汉、南京、上海进行调研，并于5月27日向中央呈送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总结了武汉等中心城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实现的民生轮船公司的公私合营被中央领导称为“无痛分娩法”，1953年10月1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的短评，给予了高度评价。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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