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人才成长的张弛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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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2月名不见经传的王澍获得国际建筑顶级大奖，引起广泛关注。联想起2011年9月获得国际医学顶级大奖的屠呦呦，他们均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大学生，在获奖前都默默无闻。在举国呼唤创新人才的时候，两人获奖不仅提振了中国本土创新信心，而且也引发了对创新人才成长道路的深入思考。

    两种成才模式

    屠呦呦所获得的拉斯克奖，主要用于表彰在医学研究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士，被看作是诺贝尔奖的风向标。屠呦呦因此被称为我国“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女人”。王澍所获得的普利兹克奖，代表着西方主流艺术评判标准，是国际建筑界公认的至高无上的奖项，被称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

    先说屠呦呦的成才之路。1967年5月23日，为找到新型抗疟药物，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亲自指示下，当时的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化工部和中国科学院6个部门联合启动“523项目”，超过500名科研人员参与协力攻关。1969年，当时还是中医研究院初级研究员的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研究组组长。她率领科研团队查阅了大量的古代医学书籍和民间药方，遍访南方老中医，收集了2000多个类似药方，最终于1972年成功提取了高效抗疟成分青蒿素。也正因如此，屠呦呦表示：“荣誉也不是我个人的，还有我的团队，还有全国的同志们。”

    再说王澍。1988年，王澍硕士毕业后到浙江美术学院工作。1989年完成第一件建筑作品海宁青少年宫。1990年到1998年，他隐居在杭州西湖附近乡村，与工匠们一起工作，收集了几十万片砖瓦材料，看了很多与建筑无关的书籍。1999年后，王澍才开始在建筑设计界崭露头角，设计精品不断问世，2012年被直接提名并荣获普利兹克奖。当得知自己获奖后，王澍说：“我突然意识到在过去的10多年间做了如此多的事情，看来真诚的工作和足够久的坚持一定会有某种结果。”

    通过回顾屠呦呦、王澍荣获国际大奖过程，可以发现两者不同的成长轨迹。前者是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攻关，后者是个人率性发展。这是两种不同的创新模式，第一种模式可以称为联合创新，第二种模式属于个人创新。联合创新是我国的优势，个人创新则是短板。建设创新型国家，一方面要发扬优势，集中各方资源，加大联合创新力度，出更大更好创新成果。另一方面要改变观念、改革制度，为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营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联合创新需弘扬

    1949年以来，中国所获得的重大科技成就，比如两弹一星、神舟飞船、天宫号、蛟龙号、银河巨型计算机等基本上源自第一种创新模式，就是联合创新甚至是举国创新模式。这种模式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国情，也适应当今科技创新的特点。对这种模式应该予以进一步总结，力争在其他领域也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其实，创新的核心是保护知识产权，鼓励批判性思维。中国传统文化讲共性多，讲个人和个性少，鼓励顺从、听话，不鼓励独立见解；鼓励中庸、随大流，不鼓励竞争冒尖，这些都严重束缚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人创新的不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有利于联合创新。随着科技创新的深入发展，个人单打独斗时代已经过去，集体联合攻关和多学科协作研究，成为现代科技创新的特点。科技工作要实现可持续地创新发展，不仅需要杰出的拔尖人才，而且还需要由拔尖人才主导的优秀人才群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特征或本质特征是群体本位，人们愿意在集体中生活，愿意共同工作，这正好符合当今科技创新的趋势和特点。

    对我国而言，经验证明联合创新是有效的创新模式，应该予以发扬光大。可以从国家、行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制订总体规划，集中现有资源和力量开展协同攻关和联合创新。除了大家所熟悉的航空航天项目、深潜项目、大飞机项目等国家层面组织开展的联合科技攻关创新以外，现在各省市地区也在各自区域范围内组织实施联合创新活动，并取得了相应成果。以扬州邗江区为例，邗江于2010年联手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济南铸锻所共同建立扬州数控机床研究院，开展联合创新，实现了国产数控装备产业战略性升级。目前，邗江数控机床产业规模在150亿元左右，锻压机床占据全国市场份额30%左右，已成为全国数控机床主要基地。

    个人创新需环境

    屠呦呦在获得拉斯克奖前，不是两院院士，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留过学，没有在国外顶级杂志上发表过研究论文，没有获得过任何大奖，甚至不会用英文交流。王澍也属于土生土长的中国建筑师，从未在国外创作任何作品、求学过程也完全在中国完成。在普利兹克建筑奖之前，王澍在国内也没有获过任何大奖。由此可见，创新型人才培养涉及很多方面和环节，其中尊重人才个性，开展人才分类培养，加大人才投入，改革人才评价制度，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对当前创新型人才培养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并不缺乏优秀的科学研究人才，而是缺乏真正有所创见和追求的科学家，特别是对科学有着浓厚兴趣，同时又能够心怀天下有所担当和有所作为的人才。王澍从大学时期就是个性张扬、不守规矩的人，经常做一些在别人看来有点古怪的事情。当大家都在课堂里拼命学习的时候，他按照沈从文《湘行散记》的路线出去旅行3个月。在毕业后将近10年时间里，他基本没有做过建筑设计工作，主要靠老婆工资过日子。当同行纷纷到欧美镀金时，他沉浸于亲手和工人一起建房子的日子。他喜欢传统文化，擅长书法和山水画创作。他“不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先想什么是有情趣的事情”。

    科学研究有自身规律，人之成才也有自身规律。如果背离事物发展规律，高举量化考核的指挥棒，引领人才为发论文争项目而焦心劳思；如果只见物不见人，舍不得投入，缺乏有力保障，引领人才为谋稻梁思居所而狗苟蝇营；如果抛弃了学术基本准则，潜规则流行，引领人才划圈子走关系，将很难想象能够出重大创新成果。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在要求天才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只要全社会形成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科学研究有了赖以生长的土壤，就一定能够回归到追求真理的道路。到那时，科学界的浮躁就能够真正彻底消除，科学大师的诞生也就再也无需翘首以待。（作者系江苏教育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