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的《悲惨世界》与《笑面人》

    今岁，法国纪念维克多·雨果诞辰210周年和《悲惨世界》发表150周年，同时还推崇这位大文豪的另一部小说《笑面人》，凸显他作品的社会学向度及其意涵对现代世界的持续影响。巴黎《快报》发表热洛姆·杜普依的署名文章，披露了雨果历时17年写作《悲惨世界》的漫长过程。

    1845年7月，雨果因与画家彼雅尔之妻蕾奥妮的风流韵事曝光而被迫隐居现今巴黎的孚日广场家中，开始静心构思一部长河小说，起初取名《冉·特雷让》，后改称《贫困》。故事情节从1794年开始到1833年结束，其间经过滑铁卢战役和1832年巴黎民众奋战街垒，让珂赛特、芳汀、阿让等数百栩栩如生的人物登上社会历史舞台。而后，他因故辍笔长达12年之久，直到1860年流亡英国格尔塞岛时才从皮箱中翻出旧稿续写，最后定名《悲惨世界》。十分出奇的是，决定这个蕴含深刻，流传至今的书名纯属偶然，并非出自作者本人。读过雨果传略的人知道，老诗人在爱女蕾奥波尔迪娜1843年溺水夭亡后，常在家中召集“心理玄学会”，借此跟远在天国的女儿对话。这种近似迷信的游戏是让一面“转桌”随人从脚下踢动它的回数出现数目相当的字母，组成神奇的话语。1853年9月15日晚7点半，在一次家庭“心理玄学会”上，转桌突然显示如下话语：“伟人，你结束《悲惨世界》吧！”。“转桌”给出的题目正应和了小说里相对的一段话：“在一个去处，不幸的人与卑贱者同归于唯一的命定字眼：‘悲惨世界’。这又是谁之过呢？”一些雨果研究者认为《悲惨世界》里包含着相当多作者自身的生活体验，几乎就是他的“自传”，其中直接出现他两个情人朱丽叶·德鲁埃和蕾奥妮·彼雅尔的名字或笔名，如珂赛特跟阿让隐蔽的波蒂-彼柯布斯修道院的僻径上遇见“天使之母德鲁埃小姐”等情节，皆有相当的真实性。

    《悲惨世界》在1862年3月底完稿出版。当时，比利时出版商阿贝尔·拉克普瓦和维波柯汶从欧陆渡海到格尔塞岛取到小说手稿，将之密封进一个防水袋里带回布鲁塞尔付梓。出版社借资筹款，付足了作者声索的24万银法郎（相当于今天60万欧元）的高额稿酬，使雨果在流亡生涯里再无柴米之忧，又在所住“奥特维尔之家”房顶上加盖了一个玻璃屋当写作室兼了望台，朝夕居高远眺，观察六角国海岸的动静。

    《悲惨世界》法文版同时还在罗马、伦敦、里斯本、莫斯科和里约热内卢等十来个大都会发行，几个月内就售出10万册，创时代纪录，且很快发现5种盗版。小说在巴黎推出之日，塞纳河街的帕涅赫书局前车水马龙，人涌如潮，纷纷争先抢购。然而，评论界反应却很冷淡，一些声名显赫的作家竟至反唇相讥。福楼拜难说不怀妒意，斥之为“写给一帮社会主义天主徒的劣作”，大仲马阅后贬责说：“卷卷都是虎头蛇尾。”巴赫贝·朵勒维依挑剔道：“小说每个情节都堆满空洞的废话，倒人胃口，像滑铁卢一章里，或关于巴黎顽童的冗长独白和对波蒂-彼柯布斯修道院的细节描写，令人不堪卒读。”就连比较亲近雨果的乔治·桑，也批评其中对第涅主教反常过誉，与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品实不相容。至于圣佩韦和梅里美这两位雨果先前的挚友，他们冷漠得对之根本不屑予以置评。

    毕竟，一部长达1500页的长河小说让出版社赚得盆满钵满，远远超过事先的预测，因而，出版者于1862年9月在布鲁塞尔大摆宴席，邀请全欧洲的记者赴会跟雨果及其子查理见面，共庆《悲惨世界》的销售佳绩。雨果乘兴发表演说，大谈新闻自由，感动了在座的《苦儿流浪记》作者埃克托·马洛和高蹈派诗人泰奥道勒·邦维尔等年轻的文坛才俊。接着，大文豪的公子查理·雨果将《悲惨世界》改编成剧本，但立即遭到第三帝国当局查禁。

    这一切都没能阻止《悲惨世界》的迅速传播，尤其通过光影途径，竟达到157种之多。早在1897年发明电影之初，卢米埃兄弟就将其搬上银幕，继而法国杰出演员让·伽班、里诺·万杜拉及好莱坞明星查理·洛顿又使冉·阿让、沙威等形象在全球家喻户晓。近几十年来，加弗洛什、马利尤斯和珂赛特又出现在欧美音乐剧中，在巴黎“体育宫”吸引了50万人观看，在伦敦“望楼剧场”受到热烈喝彩，观众人数打破了音乐剧《猫》的最高纪录，于1987年辗转到纽约百老汇及世界各地，均受同样热捧，不断为原作者在海外扬名，压倒了“荒诞派”尤奈斯库之流对雨果的恶毒诅咒。

    《悲惨世界》一直被视为雨果的代表作。诗人兰波在读书时就将其誉为“一部真正的奇特诗篇”。事实上，雨果在这部社会小说里描绘出真实的人类世界，其中的人物在今朝的法国社会里仍然随处可见，众多的冉·阿让去“爱心食堂”领取面包充饥，数万女大学生沦为21世纪的“芳汀”，为交学费加入地下淫媒网卖春。另一面，金融巨头们骄奢淫逸，让人想到富人依然子孙繁茂。巴黎《快报》载文道：“《悲惨世界》无疑是规模最宏大的小说。雨果描写的众多人物，如冉·阿让、沙威、加弗洛什等都深深印在集体的潜意识中。不知多少次，听人说巴勒卡尼夫妻俩就是上塞纳省活生生的‘德纳迪埃’，那一对曾虐待珂赛特的恶徒。”巴黎公民都知道，巴勒卡尼是萨科奇的密友，一当上勒瓦鲁瓦市长，就赶紧将巴黎公社女英雄路易丝·米歇尔的雕像从市政厅前迁走，免得“红色圣女”在那儿碍眼。此翁至今还经常在电视上露面，一副趾高气扬的傲慢姿态，鄙视受他管辖的“悲惨世界”。确实，法国现在跻身世界八强，但贫困人口竟达800万，仍有雨果在19世纪展示过的“悲惨群落”成为“被漠视的人”，此情景怎不让人追怀雨果！

    在纪念雨果诞辰210周年之际，法国《阅读》杂志重提雨果1869年发表的另一部社会历史小说《笑面人》，将之列入“奥林匹欧”九部最具影响的诗文杰作之中。该小说刚发表时因“过于怪诞”，并不为公众理采，唯受左拉赏识。左氏无疑洞察到了此作品深刻的哲学内涵和现实意义，即在“悲惨世界”里，统治者要让备受摧残的贱民露出一付“笑面”，以掩饰人压迫人的真相。小说的主人公葛汶普兰就是这种荒谬的具象。一伙歹徒将他面部毁形，却留下一张逗人的笑脸，跟老流浪艺人乌赫索斯在伦敦街头表演杂耍，供有钱人取乐。通过这个诡奇人物，雨果揭示了人间的“笑之异化”现象，在他看来，“笑”原是人欢悦的自由象征，却转化为麻醉民众的鸦片烟。由此，雨果代表的浪漫主义运动坚决反对将文艺变为纯粹的“娱乐”，让统治阶级靠之维系不公正的既立秩序。新近，著名的雨果研究专家让-马克·奥瓦斯在接受《阅读》杂志记者采访时尖锐批评了当今娱乐圈给“笑”灌注的“负面示意”。他指出：“让人满足于现状，耽于休闲，不去正视当今的社会现实，忘却人类至今仍生活在一种‘悲惨世界’里。目下，欧洲经济危机蔓延，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民主国家’掀起‘激忿派’的抗议浪潮，反映出福利国度广大群众唾弃右翼或左翼当权者以‘娱乐’为宗旨的愚民政策，开拓一次克服精神贫困的新觉醒。”

    （沈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