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奠中：雄才博学百年身

    人物简介

    姚奠中（1913—）,原名豫泰，别署丁中、丁一、樗庐、老樗等。山西省稷山县南阳村人。著名学者、书法家、教育家。早年曾先后在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和章氏国学讲习会求学，是国学大师章太炎晚年七名国学研究生之一。抗战爆发后，辗转江苏、安徽、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各高校，任讲师、副教授、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通史，除经、子典籍之外，还涉及诗、词、文字学、文艺学等方面。

    1951年，回到山西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兼任科主任、系主任、古典文学研究所所长多年，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改革开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山西省委主委；山西省古典文学会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

    发表过有关中国古代文、史、哲论文130 余篇，出版和再版专著（含主编及高校教材）23 种，其中获得国家级奖2种，省级奖6种。文史哲方面的著述包括《中国文学史》、《庄子通义》、《中国古代文学家年表》、《南北诗词草》、《姚奠中论文选集》、《姚奠中诗文辑存》、《姚奠中讲习文集》等。

    姚奠中的诗、书、画、印被誉为“四绝”。他的诗词创作堪称一部现当代历史记录，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性风骨。书法高古大气，沉雄典雅，兼善楷、行、草、隶、篆，文化底蕴深厚，被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中国美术馆及多处博物馆永久收藏。2009年荣获中国书法最高奖——第三届兰亭奖终身成就奖。

    “雄才博学百年身，四海堂堂第一人。我敬寿翁千盏酒，梅花愈老愈精神。”这是著名学者冯其庸在2011年初冬所作的题画诗。他所敬贺之人，就是年近百岁的山西大学姚奠中先生，一位集学者、书法家、画家、篆刻家、诗人、教育家于一身的当代大儒，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唯一在世的研究生弟子。

    每天下午，姚奠中都要在自家后院的小花园里散步。园中有一条折如曲尺的小道。姚奠中笑言，我的师爷爷俞樾先生有一个“曲园”，我的虽小，也算是一个，所以管它叫“亦曲园”。

    园中有一个小小的凉亭。记者正要陪着老人一起坐下，他忽然示意身边的保姆把记者的坐垫换个位置，一边缓缓地说：“这边有太阳，晒，你坐那边。”

    周围的人都忍不住笑了，“你看老先生哪像是一百岁的样子，比我们还要细心。”

    “不知老”，是姚奠中曾经篆刻的一枚图章上所写的三个字，出自孔夫子所言，“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70岁时，他赋诗一首：“时代不同了，古稀今不稀。犹当争岁月，寰海共朝晖。”80岁时，他这样自述：“八十之年，忽焉已至。蓦然回首，恍若隔世。坎坷蹭蹬，曾无芥蒂。不见成功，忧思难已。寄情文史，余力游艺。聊以卒岁，忘年存义。”90岁时，他感慨不已：“未能息以踵，九十不蕲期。德业愧前哲，尊闻行所知。”95岁，他仍警醒自己：“行年九十五，自儆怀卫武。以此树家风，可大更可久。” 

    回首来路，姚奠中似乎就是在这样的不知不觉中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光阴。

    “学者梦”在少年时期萌发

    说起自己的成长，姚奠中最先想到的，就是伯父姚慎修。

    1913年，姚奠中出生在山西稷山县南阳村的一户殷实人家。伯父姚慎修能文善书，是当地出了名的先生。邻近一带的寺庙，常有他撰文或书丹的碑刻，求他赐字的人也很多。

    在伯父的指导下，自7岁起，姚奠中同时开始到村学堂和私塾读书，既学习现代学校的新教材，又接受中国古代传统的教育。在小学阶段，姚奠中除了通读通背了新编的《国语》课本和私塾的《国文》课本，还额外学习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选读本《左传句解》以及《诗经》的部分作品。这些，为姚奠中奠定了一定的国学基础，

    1928年，姚奠中考入菁华中学，这里的老师李荐公和焦卓然，让他念念不忘。

    在后来的自传中，姚奠中这样写道：“初中四年，有两位老师对我影响很大。一位是崇品德、重笃行的平陆李荐公，一位是博学、工诗文的绛县焦卓然。李先生讲历史，远远超过中学历史课本的范畴。他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中直接取材，通过对史事和人物的具体论述，对学生进行节义、方正、爱国、爱民的教育。这对十几岁的我，起了很大的激发作用。焦先生的诗文，在河东一带很有名，常以他的新作，作为学生的范本。他的诗学陆放翁，常以古歌行体写时事，还写了一本《抗日三字经》。他的若干诗句，至今我还记得。焦先生对好学的学生，不论有哪方面的要求，总能给你介绍各类书籍，使你得到意想不到的满足。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走上博览的道路，读了不少书。诸如《史记》、《十子全书》、《通鉴辑览》、《水经注》、《说文解字》、《薛氏钟鼎款识》、《聊斋志异》、《笠翁六十种曲》、《剑南诗稿》、《古唐诗合解》以及《中国大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天演论》和鲁迅、茅盾等人的新小说、新诗，鸳鸯蝴蝶派的《玉梨魂》、《芸兰日记》之类。虽不成体系，而眼界较宽、知识面较广，却是事实。其中一些自己特别喜爱的像《庄子》、《史记》等书，有不少能成诵。尽管还谈不上什么学问，但已能写诸子风格的古文，能作长篇歌行体诗，能书、能画、能刻印，颇有成名成家的狂想。”

    在姚奠中初中毕业前，焦卓然老师给他信笔题诗一首：“讲习相聚不久，一朝两地分手。前程各自努力，有为兼需有守。”这一句“有为兼需有守”，成为姚奠中日后牢记的座右铭。

    伯父的家学熏陶和求学遇到的名师指导，对姚奠中后来立志钻研国学与书画、诗词的创作，影响很大。他的“学者梦”，正是在初中时期，开始萌发，并且一点点变大的。

    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

    记者问起对其人生影响最大的人是谁，姚奠中毫不犹豫地回答——章太炎先生。

    1935年，22岁的姚奠中离开山西南下，考取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无锡国专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的学校，不同于旧时书院，与一般大学文科相似，但保持专读前人原著、注重基本功培养的风格。

    无锡国专的老师们在上课时经常提及当时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同时，随着阅读量的增多，又对国学情有独钟的姚奠中，对章太炎的敬仰之情愈益加深。

    有一次，姚奠中去苏州办事，无意间得知章太炎在这里办有章氏国学讲习会。在一位山西老乡的帮助下，姚奠中如愿以偿地旁听了章太炎讲学。

    姚奠中事后记述，那天章太炎讲的是诸子略说。听课后，他感到自己“茅塞顿开，得未曾有”。

    此后，不管刮风下雨，姚奠中每周都要坐火车到苏州旁听章太炎讲学。几次旁听之后，他便开始有了放弃无锡国专、投奔章门的念头。

    1935年底，在欣赏其才学的无锡国专的老师钱仲联的支持下，姚奠中得到金松岑先生的推荐，正式成为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成员。

    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1935年9月16日由章太炎先生在苏州正式创办。此前一年，章太炎在日本时即以“国学讲习会”的牌子讲学，黄侃、钱玄同、鲁迅等都曾是他的学生。回国后，章太炎曾多次应邀在北平讲学，影响很大。但他认为那种游动性的讲学，不足以“昌明文化，复兴国学”，于是决定成立此机构。刚开始叫“国学讲习会”，后来就冠以自己的姓氏，称其为“章氏国学讲习会”。章太炎言道，“他日昌明文化，复兴国学，一线生机，胥系于此”，足可见他对开办这个讲学会寄予了怎样的厚望。

    由于对章太炎的仰慕，“各地学子，纷纷负笈来苏”，其中以上海和江浙人居多，住宿讲习会的学员近百人。

    章氏国学讲习会除了章太炎本人主讲之外，授课的教师还有章的老友王小徐、蒋维乔，以及章氏弟子朱希祖、汪东、马宗霍等。

    在这里，姚奠中如鱼得水，更加坚定了致力于国学研究的信念。

    由于学员人数众多，年龄和学历水平高低不齐，章太炎感到“学员程度悬殊，影响教学进度”，因此决定从70多名学员中，选拔优秀者为研究生，加以精心栽培，使其成为真才实学的传人。

    经过考试，共有7名学员成为正式录取的研究生。23岁的姚奠中是其中最小的一位。此后一年多，章太炎便猝然离世。这一批研究生事实上成为章氏的关门弟子。

    成为研究生后，姚奠中开始有更多的机会近距离地接触章太炎。章太炎的家是学生们最轻松、最愉快也最有收获的课堂。如何从传统的典籍中觅悟其中的思想，理解做人做事的道理，是章太炎与学生们最常探讨的话题。“我正式研习国学，就是这时从章先生这儿开始起步的。”

    作为一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章太炎的点拨，对姚奠中以后习篆及篆刻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虽然在章太炎身边不过一年多，但他的立世和治学思想，给姚奠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章太炎先生不是一般的国学大师，而首先是一位革命家。他的身上挑着两副担子，一副是民族责任，一副是文化责任。”

    像章太炎秉承的那样，不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学者，而是“经世致用”，始终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持有高度的关注和责任感。这一点，也始终贯穿在姚奠中以后的生命历程之中。

    “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淫于华。”姚奠中后来提出的这“十教条”，带有鲜明的章氏风格，正是他对自己后来学术观和人生观的铿锵自律。

    述学立说 半生树人

    1936年6月，章太炎因病辞世。夫人汤国梨续其未竟之志，在章氏国学讲习会开办预备班，24岁的姚奠中被聘为讲师，平生第一次登台讲学，所授课程为中国文学史。其后，姚奠中结合所教文学史一课，增改讲义写成一本《中国文学史》交“制言社”印行。尽管他谦称此书“多是折衷诸说，很少个人创见，不能算著作”，但其述学立说、传道解惑的学者人生从此展开。

    在云南、贵州等地的诸多学校辗转多年之后，1951年，姚奠中回到家乡的山西大学中文系，执教近半个世纪，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直到1996年退休。

    姚奠中说：“由于我是研究所谓‘国学’的，文、史、哲不分而以‘小学’为基础，所以在各大学教书，面相当宽。有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有通史，有经、史、子专书，有诗、词，有文选，也有分体的作品或史，还有断代的作品选读和文学史以至文字学、文艺学等等，不下十余门。多因教学需要，而非出于泛爱。”

    姚奠中认为，“治学就是要从博返约，先通后专。”除了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讲稿》之外，他撰写的学术论文，从诸子百家到唐诗宋词，从《诗经》到《史记》，其涉猎之广颇为罕见，而对于具体问题的分析又深入透彻，屡有新意。

    然而，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局限，姚奠中多年默默无闻地偏居山西一隅，和外界少有交流。

    根据《姚奠中讲习文集》记载，1974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收到国学大师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女士的一封信，信中提出整理章太炎遗著的要求，并附上一份可担此任的章氏弟子名单，姚奠中的名字便在其中。总理对此十分重视，将此信转给正在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打听姚奠中其人。那时，姚奠中远在山西大学，尚未完全脱身于“反右”及“文革”的劫难，辗转闻知此事，百感交集。

    “文革”结束时，姚奠中已是63岁。“万里方开步，无暇望五湖。”他开始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大学的教学工作之中。

    1981年，姚奠中招收了他的第一批研究生，共11名，从先秦到明清，这些学生研究什么方向的都有，而姚奠中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对他们分别进行指导。

    弟子刘毓庆这样评价他的老师，“凡是与姚先生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到其学问如浩浩大海，不知其深几何、广几何。”的确，和很多教授常年只专于某一个研究领域，甚至只讲得了某一段文学史相比，姚奠中治学的广博令人称奇。

    另一个和很多大教授们有所不同的是，在姚奠中的教育观念中，培养学生是第一位，个人出成果则在其次。

    1955年，他被朋友莫须有的历史政治问题所牵连，1957年又被打为右派，一直被冷遇了20多年。1978年后获得平反，本来完全可以完成一些学术上的宏伟计划，面对接踵而来的各种社会服务、培养学生的教学任务，很难有完整的时间坐下来。姚奠中本可为自己学术上的地位名望，谢绝一些邀请，闭门著书，然而，教书育人始终是他最为关切的头等大事。

    女儿姚力芸说，无论是被打成右派还是“文革”期间被批斗，父亲都不在乎，他最无法接受的，就是不让他上讲台讲课。“父亲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教授’两个字，其他的都随遇而安，不强求。” 

    姚奠中有一个观点：越是通俗性的读物，越需要大学者来写，因为它的受众面广，一旦有错误，影响的就是一大片。因此越是大学者，就越应该面向社会，向大众多说话。这样更能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这两点看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因为这是和人生境界、学问修养相联系的，需要排除功利欲望，有相当的学问功底才能做到。

    了解的人都知道，编撰通俗读物，不仅单位不计工作量，而且对提升作者的学术地位没有太大意义。姚奠中却能把名利完全放在一边，他的很多文章，针对的几乎全是教学和学习中出现的最一般的问题，是一些学者不注意或不屑一顾却急需解决的问题。

    就是这样不计得失地默默奉献着，50年来，姚奠中桃李满天下，弟子中不乏卓然有成就者。“几番风雨后，故国山河新。欲使千山绿，何妨万苦辛。”这几句诗，生动地道出了他善教播德、半生树人的真挚心境。

    百年人生  德艺弘通

    学人擅书画者并不罕见，然而，姚奠中诗、书、画、印皆擅，被人称为“四绝”，达到了一般人所难企及的高妙之境，这样的学人少之又少。

    “姚先生于学具识，于道能悟，于艺亦精亦通……身为鸿儒，而通于艺者亦造上乘。”著名学者、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对他高度评价。“诗风追八代，笔阵扫千军。”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霍松林亦不吝赞美之辞。

    姚奠中的书法，具有坚实厚重的汉魏碑碣底蕴，同时又饱含着晋唐书札的典雅风度，并且将这两种美有机地融合起来，混成难分，无迹可寻，金石气与书卷气兼具，在他擅长的几个艺术项目中成就最高，也最受人推崇。

    2009年，姚奠中荣获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奖终身成就奖。这一奖项目前共评选三届，获奖10人，均是功力深厚、声望卓著的书法名家，启功、欧阳中石亦在此列。

    回顾20世纪的百年学术史和书法史，将国学大师与书法大家集于一身者不乏其人，如康有为、于右任、章太炎、郭沫若、沙孟海、启功等。然而，当时间推进到21世纪的今天，环顾中华大地，恐怕只有96岁的饶宗颐和99岁的姚奠中两位先生了。

    姚奠中寓学问于书道之中，他的篆刻诗画，也处处以他深厚的学识为基础，体现出独特的文化韵味。《老子》一书中诸如“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见素抱朴，知雄守雌”此类的话语，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反复出现。由此不难看出，对于人情世理，人们往往采用加法加以解决，而姚奠中则用减法淡然处之，反映出他开阔的胸怀和质朴的人格。

    应该说，姚奠中在诸多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亦是其追求豁达、无私的人格境界所致。他不把博学高艺作为获利之器，而看作完善人格、提升境界的修身之道，其中体现的，正是一位中国传统学者追求的君子人格与人生境界。

    随着近几年“国学”渐热，慕名拜访姚奠中的人也越来越多。有一天，刚刚上任不久的山西忻州市委书记董洪运经朋友引荐，到姚奠中家中请教。当他问姚奠中在忻州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时，老先生立刻答道：“我没有什么忙需要帮，古人的忙你帮不帮？”周围的人都愣住了，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一问才知，原来姚奠中上世纪90年代曾去过忻州，对当地唐代著名诗人元好问祠堂的破败之状印象深刻，颇感痛心，曾多次呼吁当地政府修缮而不得。十几年过去了，姚奠中还记挂着此事，希望能修复这个文化景观，为家乡守住一份文化记忆。

    深受感动的董书记回去后很快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调研，将元好问祠堂加以修缮。姚奠中得知后欣慰不已，不顾年事已高，挥毫写就一副元好问的五言律诗，托人赠与董洪运以示谢意。

    有的人不理解，说现在多少人想方设法求姚先生的字而难得，怎么这次为了一个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却如此慷慨？姚奠中的女儿说：“这就是父亲的风格，只要是对社会发展有好处的事情，他都愿意无条件地去做，从来都不计较个人的利益和得失。这样的事情我们早就习惯了。”连家里的保姆都说，“爷爷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

    在先生身边耳濡目染多年，刘毓庆认为姚奠中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当代大儒。他说，此“儒”不是“儒家”之“儒”，而是清人朱彝尊所说的“多文之为儒、特立之为儒、以道得民之为儒、区别古今之为儒、通天地之为儒”之儒。

    虽然早已名满山西，然而“姚奠中”这个名字，还不为三晋之外更多的人熟知。学生们常常为老师感到惋惜，“要是姚先生这几十年是在北京而不是在太原的话，凭借他的学术修养和书画造诣，一定会有比现在更大的声望。”每当听到这些说法，姚奠中本人却没有太多遗憾，“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读书人而已”。

    “识广胸怀阔，静观气自平。纷繁元历历，化育赞生生。”这首姚奠中写于上世纪90年代的诗，正是其豁达人生态度的生动写照。也许，正是因为这份宠辱不惊、平和淡然的大家气度，使这位老人历经磨难而依然保有温润的生命光辉。

    现在的姚奠中，每天仍然坚持看报、写日记。他说，《光明日报》和《参考消息》是他必看的两种报纸，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都是他所关注的内容。

    按照山西人“算虚岁”的习惯，姚奠中即将在今年7月迎来自己的百岁华诞。在此之前，一场名为“薪火相传  翰墨流光”的章太炎、姚奠中师生书艺展，将会在国家博物馆举办。届时，这位百岁老寿星将亲赴北京，观赏在他心间盘桓已久却从未得见的章太炎先生书法真迹。

    当记者和他道别时，姚奠中从椅子上慢慢站起，目送我离开。家人说，多年来，这是他对每一位来访者都持有的礼节，从未疏漏。

    （本版照片为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吴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