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庭联产承包到全面放开粮食购销,从废止“皇粮国税”到加大农业补贴,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到提高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水平……30多年来,一系列改革把中国农村改革不断引向深入,中国农村经济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中国农业从传统农业迈向现代农业的新方向,中国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从放开搞活到支持保护:
让粮食安全有坚实保障
1978年以来,中央制定和实施了若干重大政策,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然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未从根本得到突破,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产品统派购等制度不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愈加凸显。为此,1982—1986年,中央连续发出一号文件,形成了以市场为取向、以放活为内核的新的“三农”政策框架。
进入新世纪,中国农民负担过重的局面依然没有根本改变。2000年前,农民种地不仅要承担各种农业税收负担,还要承担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
在这种背景下——2000年,中央开始在安徽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6年,正式作出废止实施了4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终结了“皇粮国税”的历史,全国农民每年减轻负担1335亿元。
废止“皇粮国税”的同时,国家开始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对农民实施直接补贴。2002年,启动实施了良种补贴;2004年,启动农机具购置补贴,将用于粮食流通环节的补贴改为直接补贴给农民;2006年,开始实施农业生产资料综合直接补贴。2004年,四项补贴达到145.22亿元,2008年达1028.6亿元,2011年更是增加到1406亿元。
中国农村改革,极大地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短缺的粮食生产由此迈入了快速提升的历史转折阶段。至今,我国粮食生产已实现了历史罕见的“八连增”。
从经营方式到流通体制:
把市场元素融入农村经济
30多年来,我国农村改革取得的最重要成绩之一就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推进的市场化改革。
1979年,国家逐步减少了农副产品的统派购种类。到1985年,国家对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取消了粮食、棉花的统购,将其改为合同定购,定购以外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对于其他各类农产品,实行价格放开,由市场供求调节。从“要我种”到“我要种”,中国农民的生产经营发生了重大变化。
1993年以后,我国开始探索粮食流通领域市场化取向的改革;1998年,粮食流通领域实行“四分开一完善”,即实行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新老财政挂账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2004年,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和价格,实现粮食购销市场化和市场主体多元化。
在农村经营体制和方式方面,2008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面铺开,2011年明晰产权任务基本完成。这项改革被称为继实行“大包干”后农村经营体制的又一重大变革,丰富和完善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确立了林农的经营主体地位。全国2550多个林改县的农民林业收入占人均年收入比重由2009年的12.96%提高到2011年的20%以上。
从城乡分割到一体化发展:农村稳则社会安
1978年至世纪之交实施的放活政策,促进了我国“三农”事业的长足发展,但是由于这期间实行的依然是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和城乡二元制度,向“三农”提供的公共品不足,使得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农民稳定增收依然困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依然滞后。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民富则国家盛。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以工业反哺农业和城乡一体化为内核的新的“三农”政策体系逐步确立,新农村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农村基础设施上,近九年来,全国新建农村公路272万公里,解决了3.26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
在教育上,我们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我们从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入手,逐步把教师工资、公用经费等支出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我们先在贫困地区实行“两免一补”政策,并逐步将义务教育免费扩大到全国农村。
在医疗和社会保障上,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农民后顾之忧。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着力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等等。短短几年时间,我国基本建立起覆盖数亿农民的农村社会保障三项制度。
(本报记者 李 慧)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