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电影院为中心展开的夜晚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电视机和舞厅出现以前，我老家鄱阳县城的夜生活都是以电影院为中心展开的。影院影响着县城人民的睡眠质量、社交模式、夫妻感情、恋爱进程和服务业的繁荣程度。那时的夜晚因为单调而极易激动，电影院如同梦想工厂为县城人民生产欢笑和泪水，它们作为润滑剂滋润了日常生活麻木的神经。

    最早和最大的电影院是位于五一路中段的鄱阳电影院，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存在了。沿河路繁荣以后，建筑和内部设施更现代的鄱阳影剧院也出现了，只是由于离主街有三四华里之遥，始终抢不了鄱阳电影院的风头。有段时间，建设路上可容纳千人的五一礼堂也兼放电影。

    鄱阳电影院的大理石额头上用浮雕雕着凸起的大五角星，里面座椅下的地面向银幕方向倾斜，两侧吸音壁上刻着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语录，漆成醒目的红色。每次开映前，我总惧怕蓝色天花板垂吊下的那些拖着巨大光影的风扇会砸向自己的头顶，也担心弧形楼座看台会突然把置身其上的几百人像倒垃圾似的倾倒而下。而当楼座上方两个机枪射孔般的窗口射出一柱似乎冒着白烟的柔光时，所有的担心都融化其中了。

    电影院门口是小型夜市，卖粉条、糊羹、瓜子、甘蔗、香烟、冰棒的人或守株待兔或四处游弋，马路在电灯辐射不到的暗处闪着商业暗淡的橘色光晕。然而他们的生意其实是不坏的，那时的人总喜欢一边嗑瓜子嚼甘蔗一边看电影，小孩则要一根冰棒。影院里也常有小贩叫卖冰棒和用报纸包装成锥形的瓜子袋。在影院里首次约会的年轻恋人是这些副食品最有力的消费群体，看电影时买瓜子冰棒，电影散了场，为了推迟约会散场的时间，一般还要由男方请客，坐在影院门口的低矮小摊上吃一两盘炒米粉。

    许多年里，电影票价都是一角钱。以当时的工资水平，这个价格也不便宜，电影票却长期紧俏得需要托人购买。影院外的售票口常有人因为拥挤发生冲突。我二姨华娜在电影院工作，她的朋友和熟人因此多得无法计数，其中有一半是常年在影院门前转悠的票贩子。每场电影，影院内部职工都有一两个免票指标，我成了这一政策的长期受益者。只是被二姨领着经过安了铁栅栏的检票口时要受一番大人的挤压。《平原游击队》、《三打白骨精》这些当时险些制造了人群践踏事件的大片我都看了不下3遍。那些似懂非懂的成人电影诸如《巴山夜雨》、《戴手铐的旅客》、《牧马人》、《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丹凤朝阳》、《知音》、《子夜》、《骆驼祥子》、《城南旧事》、《孔雀公主》、《追捕》、《泥之河》等等，也看了不少。成年之后，这些电影对我的潜在影响逐渐显现出来。

    在放映了《少林寺》之后，县城的电影院就开始淡出人们的夜生活。因为电视机以令人不可置信的速度普及了。随后，工会舞厅营业了，桌球也叫着康乐球的美名冒了出来。鄱阳电影院虽然还在坚持推销梦想，但极少出现楼上楼下满座的盛况。戒备森严的检票口撤销了，改由一两个人在大厅验票或在看电影时查票，由于观众少，也不用对号入座了。我仍然在影院里享受免票待遇，查票的手电晃到了脸上，只要说一句“华娜的——”就没事了。1988年我看过《红高粱》后，就离开了县城。3年后我读完师专回来，电影院就开始以放录像为主了，专门为那些来城里做生意或打工无处消磨夜色的外来人口服务。

    我最后一次走进鄱阳电影院大概是1993年秋天。俄罗斯一个水准极高的歌舞团来县城进行走穴性演出。退役的年老票贩们纷纷披挂上阵重出江湖，将30元的票价炒得连翻两个跟斗。影院被蜘蛛占领多年的窗户上重现了演《三打白骨精》时才有的蜘蛛人。

    那个夜晚鄱阳电影院仿佛年轻了20岁，魅力四射，再次成为县城人民欢笑和泪水的发祥地。可是为我们带来泪水的已经不是电影了。俄罗斯人走后，电影院再次回到了录像的怀抱；而县城人民中的大多数，也回到了电视机、舞厅和桌球室的怀抱。

    （作者为江西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