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生命价值的高低,恰恰取决于他如何看待别人的生命。
为师者,概莫能外;为医者,尤是如此。
——今春,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调研采访的日子里,我们处处见证着这一至理。
服务百姓，把病人当亲人
“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唐·孙思邈《大医精诚》
“腿肿吗?手脚发胀吗?”虽然患者口音很重,病情也说得含糊,王庆国教授却不急不躁,耐心倾听、仔细询问。
此时,夜色已浓。虽然不在医保范围内,但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里,为方便患者特别开设的晚间门诊,仍然像往常一样排满了人。一连几个小时,没顾上喝一口水,满头银发的王庆国始终脊背挺直,把脉、开方……这位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一丝不苟,身旁的学生们没有半点懈怠。其间,偶尔有其他患者推门进来送号,坐在桌前的学生会立刻起身接过,然后又赶快坐下继续抄着药方,生怕耽误一点时间。
“药一定要煎够一个小时。”王庆国叮嘱道。诊疗结束,患者正欲起身,王庆国又问道:“家是哪里的?在北京常住还是看完病就回去?”得知患者奔波了9个小时从山东德州赶来,看完病后马上就要回去,王庆国拿出自己的名片交给患者。“上面有我的手机号,你来一趟不容易,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要正赶上我不方便接电话,就先发短信,我看到后一定会回复!”
“一定要把药煎透!”患者出门前,王庆国再次叮嘱道。目送患者离开,老教授转头望向学生:“你们懂‘微博’么?咱们要是开一个,是不是能方便患者和我交流?”
类似的故事,发生在“国医堂”的各个诊室里;对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师生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虽然是副校长,在繁杂的行政事务之外,王庆国每年都要保证一个班的教学、每周坚持出诊三次。“都是夜间门诊——白天要处理的事务太多,只能把出诊放到晚上。为医,就要为百姓服务。”
“皆如至亲之想”,1300多年前“药王”孙思邈这样写道。1300多年后的今天,北京中医药大学每一个学生都会听到老师们这样教导:“你要把每一个病人都当成亲人!”
建校几十年来,“大医精诚”的文化血脉,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师生中薪火相传。
研习典籍,扎牢传统文化之根
“医，故神圣之业，非后世读书未成，生计未就，择术而居之具也。是必慧有夙因：念有专习，穷致天人之理，精思竭虑于古今之书，而后可言医。”
——明·裴一中《言医序》
初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人,往往找不到学校的行政楼——楼前既没有宽敞的广场,也没有气派的回廊,而是和博士后公寓挤在同一栋楼的另外几个单元里。似乎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所被列入国家“211”工程、“985”工程的重点高校。
“学校成立于1956年,现在的校舍大多还是那时建的,50多年来只是做了一些外装修。要进一些大型实验室设备,我们得反复掂量楼面的承重能力。”学校党委书记吴建伟教授说,“学校条件有限,条件好一点的楼作为教学楼、图书馆和学生宿舍,要尽可能留给学生和老师们”。
“常听人家说,没有哪一所学校的办学条件比这里更差了。但是,就算校园再小、再破,我还是喜欢这里。”2009年入学的针灸推拿学院学生梁田这样说。近年来,不少足以考上国内最顶尖高校的高分考生,选择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就读。
这所学校的魅力何在?
“两个字——淡定——这所学校的气质。上世纪80年代,在医学院校办药厂的热潮中,我们学校在国内建起了‘国医堂’,在德国创办了魁茨汀中医医院;90年代,我们学校没有忙着借钱盖大楼,而是专心办大学,争取进入‘211’;进入新世纪,我们学校没有花心思如何上规模、搞创收,而是踏踏实实地建起了国家级的科研、教学团队……这种无形的‘气场’,无时无刻不在吸引、影响和塑造着学生们。”海外归国执教北京中医药大学,西医出身的牛建昭教授这样总结自己30多年来的感受。
“在这所学校里,看不到浮躁,看不到奢靡,看不到乖戾。踏实勤奋、艰苦朴素、彬彬有礼是学生们的一贯作风。”这是一位深入调研后的学者对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评价。“从早到晚,校园里始终可以看到学生们诵读传统文化经典的身影,不仅是医理、医法、医方、医术,还有关于民族兴衰、国家危亡,治国、治家、治己的思想文化精髓。我们常讲,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是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是中国人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动力。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我们能更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大学》、《中庸》、《论语》、《老子》、《庄子》……这是贺娟教授给学生们开出的假期必读书目。
“越是长大,越发现自己很多时候看不透这个世界。疑惑、彷徨,不知道应该怎样选择,怎样走接下来的路。”大一新生秦田雨,和很多同龄人一样经历着青春迷茫。“一本经过千年岁月洗礼的书,能让你产生共鸣,能解开你心中的一个个疑惑,在自己的心里建立一个标准,一个永远不会落伍于时代的标准,让你的心不再空虚,不再孤独……”这是他在研读《论语》后的收获。
“从入学之初,我们就开始大量接触传统文化经典,最初有些不适应,会打瞌睡,后来逐渐读了进去,有所感悟。一个民族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学问,是值得她的子孙深思的,不仅是文字,更是深邃的思想和高尚的灵魂。”大四学生王亮说,“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生活贫困、就业压力、恋爱婚姻等问题,有很多人经不起挫折坎坷。我觉得,这并不都是心理问题,而是人生观、价值观、责任感的问题,是生活信念与态度的问题。读有灵魂的书,会让我们获益匪浅。”
看到孩子们的成长,贺娟教授道出了为师者的良苦用心:“我们虽然是一所中医药大学,但在这里,中医药不仅仅是被当做一门技艺来传授的,而是把它融入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中,让学生们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实现人格塑造。因此,注重传统文化和中医药经典著作教学是学校的传统。不仅要求学生们多读古代哲学著作,在课堂医学知识教学中也融入传统文化教育。比如在《内经选读》这门课上,我会首先讲透道家思想、儒家思想对《内经》理论的影响。”
“科学技术是可以引进的,但是民族文化的精神是不能引进的。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身的信仰体系,其文化也就失去了支撑。我想,传统文化教育,也正是我们这所大学的灵魂和精神。”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王琦教授说。
造福他人,核心价值留驻心田
“欲济世而习医则是，欲谋利而习医则非。我若有疾，望医之救我者何如？我之父母子孙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淡矣。利心淡，仁心现；仁心现，斯畏心生。”
——明·王肯堂《灵兰要览·晓澜重定绪言》
医者仁心,功利的诱惑是最大的敌人。
“你能想象他们期盼的眼神吗?”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傅骞动情地回忆起他为偏远地区村民义诊的经历,“当一个50多岁的村民走进来告诉你,这是她平生第一次测血压,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次的时候,你会不会因吝惜你的汗水而拒绝呢?我很自豪,因为我的工作改变了他们的人生经历。而他们的质朴、他们的感动、他们的窘境、他们的泪水,也持久地震撼着我的心……”
“我们的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人才?”这样的思考一直萦绕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高思华教授心头。“一心想着怎么挣病人钱的医生,不可能是一个好医生。我们所要做的,是摸索一套适应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的培养模式。‘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对学生来说,医德的培养、价值观的塑造,要通过文化的熏陶,还要经历实践的淬砺。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医人。”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学生入学一两年后,就会进入学校的3所附属医院、34所教学医院、33个社会实践基地展开临床实践。不仅如此,学校还创造各种条件,鼓励学生志愿者社团“岐黄志愿者协会”走进社区、走进打工子弟学校,深入偏远地区、贫困山区展开义诊。
在城市社区,他们为体质弱、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推拿、按摩,十余年不辍,志愿者换了一茬又一茬,那份不变的热忱却始终温暖着老人们。有的老人搬到其他社区了,他们也都跟随着……
在偏远地区,他们冒着酷暑奔波在各个山村之间,为那里的村民提供最简单却又是最贴心的医疗服务,哪怕自己劳累过度病倒了,也舍不得吃药,坚持把药品留给当地患者……
在打工子弟学校,他们为好奇而又怯生生的孩子们做体检,把那些父母都没注意到患病的孩子紧急送医,而孩子们亲手剪下送来的纸花是他们永远珍藏的礼物;在儿童福利院,无数双小手会把他们紧紧抱住,那些曾经陌生的大哥哥大姐姐,早已成了孩子们的亲人……
每一次不平凡的经历,都是一次医者仁心的洗礼。
“金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李佳霖同学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不道德的医生会故意让病人多做检查,开出昂贵的药品借以敛财,正是‘不仁’的表现。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心存善念,谨记医学生誓言,多为他人考虑。”
每一次不平凡的经历,都是一次人生观与价值观的锤炼。
“在喧嚣的世界里，我们往往没有时间平静下来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和所追求的理想。功利是一种诱惑，地位、权力，或许每个人都想拥有。但是，归根结底，如何为国家，为百姓做得更多、更好，其实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生活，才是最开心的。”尕丽娅同学说。
2012年1月15日，时值春运，北京西客站广场人山人海。寒风中，一个女学生尤其引人注目。她是“岐黄志愿者”叶茹，她拿着几百份自己搜集打印的“订票攻略”发给广场上苦苦等待购票的农民工，并不停地讲解，一遍一遍地演示……
“每年春节回家，买火车票都特别困难。今年为了订上票，我在网上搜集了很多网友总结的‘订票攻略’，竟真的订上了！我突然想到，在火车站，一定有很多等待回家的农民工，不知道如何通过网络、电话订票，我该帮帮他们。”叶茹回忆道，“没想到那么多人需要帮助，其中有一个农民工，就是我用手机帮他订到票的！他激动极了，‘谢谢’、‘谢谢’说个不停……”
自豪和欣慰写在叶茹的脸上。叶茹的举动，把同样的自豪与欣慰留在了老师们的心里。
“中医学是生长在中国传统文明沃土中最贴近民生的一门科学。我们希望学生们继承的中医传统，不仅仅是用毛笔开处方的形式，也不仅仅是望闻问切的方法，更是要传承中医千百年来心怀天下苍生、造福百姓的人文情怀。”钱超尘教授说。
“传统文化的研习，要和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结合在一起。近年来学校致力于‘双色’主题教育——以赤诚红色为代表的爱党爱国教育和以高尚白色为代表的医德医风教育。社会实践、第二课堂和志愿服务都是教育的鲜活载体。”吴建伟教授说，“这样，学生们的传统文化根脉才有现实生活的滋养，他们的理想道德信念和价值观念才更加充满活力。”
目前，“岐黄志愿者协会”的队伍已经超过3000人——北京中医药大学每3个在校全日制学生中，就有一个是“岐黄志愿者”。他们曾两次得到胡锦涛总书记面对面的鼓励和慰问。
在潜移默化中，勇担社会责任成为一种自觉。
“一个志愿者就是一把泥土，但我们存在的意义，不是被淹没，而是与无数把泥土聚集在一起，成就一座山峰，一条山脉，一片群峰。这样的山峰，可以改变风的走向，可以决定水流的速度。这风，就是社会风气；这水，就是文明进程。”“岐黄志愿者”谭韦玮同学充满自信地说。
变革创新，博采众长放眼世界
“病无常形，医无常方，药无常品。顺逆进退，存乎其时；神圣工巧，存乎其人；君臣佐使，存乎其用。”
——明·李中梓《医宗必读》
因人而异、因时而化，最能体现中医药的整体思维方式。“中医是一个包含科学、人文等各种成分的极其复杂的混合体。中医药的科学研究和人文研究并不截然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事实上，从历史上看，中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也总在不断汲取当时最前沿学科的成果，丰富自身的内涵。”张其成教授说。
推陈出新，师生们有共同的追求。“若是在‘医圣’张仲景的时代，‘神农尝百草’就是‘古’，如果一味崇古的话，我们后世也就不可能看到《伤寒杂病论》了。”刘彦超同学这样说。“对于祖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生存智慧、治国方略，我们体认得越深，发掘得越深，我们拥有的价值资源越丰厚，就越能吸纳各种文化精华，让中华文明不断焕发新的活力。”王亮同学说。
“就拿人们谈论最多的中西医之争来说，我认为，中医的优势很多，但也有不足，西医同样也是这样。因此，我们在发挥中医优势的同时，一定要吸纳西医的长处，千万不能盲目排斥。”王庆国教授说。“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首先是医生，怎样做对患者有利，我们就要怎样做。一切要以患者为中心。”
正是这样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让北京中医药大学始终走在科研创新的前沿。
“传统中医所说的‘消渴症’，不是糖尿病。”在融汇中西医对糖尿病病理生理认识及其治疗理念的基础上，高思华教授花费20年的时间，采用肝脾肾同治法辨症治疗Ⅱ型糖尿病，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一个中药方剂中，各种药材到底有什么药效、它们究竟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带着这样的问题，王庆国教授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经过药理学、免疫学的定量分析，揭示草药治病机理,洞悉流传千年、被称为“医方之祖”的经方奥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这是很容易读懂的数字：仅在“十一五”期间，北京中医药大学就在国家级科研项目中标253项，省部级项目中标310项；先后获得科技部“973计划”首席3项、课题18项；获得国家自然基金项目160项、国际科技合作项目11项。
“中央领导曾把中医药学比作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称其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特别把支持中医药发展作为完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六项重点任务之一，在规划开局之年，中央财政就投入专项资金59亿元……党和政府的关注，使中医药发展面临难得的机遇，这也让我们备感重任在肩。”高思华教授说。“对此，我们不仅要有创新的勇气，还要有开放的全球视野。”
这是很容易读懂的事实：1987年，北京中医药大学在德国创办魁茨汀中医医院，德国所有的保险公司为患者负担全部费用；1997年，该校与英国国立密德萨斯大学合作，在西方大学里建起第一个五年制中医本科专业，也是中国高等教育首次进入外国国立大学；2005年，该校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合作，开办3+2生物学/中医学五年制本科教育项目；2006年，该校与伊朗马什哈德医科大学合作，首次招收20名西医学博士来华攻读中医学博士学位。
目前，北京中医药大学已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合作办学、办医关系，在全校9300多名全日制学生中，境外留学生超过15%。
周墨轲是众多留学生中的一员，这位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北京工业大学客座教授，以60岁高龄来到北京，成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一名中医班本科生。“以前的工作是为了挣钱，学习中医药才是我真正的兴趣。”
如何让中医精神历经岁月洗礼仍能熠熠生辉？
如何让传统文化穿越历史沧桑仍能熠熠生辉？
如何让塑造灵魂的教育在人们心中熠熠生辉？
如何让平凡的人生在求索与奉献中熠熠生辉？
面对这些问题，北京中医药大学给予人们的，不是答案，而是参悟。
本报记者 田雅婷 邢宇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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