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我们如何言商

    近些年来，具有传奇色彩的商业题材年代剧，为我国电视剧积累起一个厚实的作品群。一批取材于晚清以来史事，又经过杂糅润色的商人形象，扩展出我国电视剧人物画廊中新的人物图谱。在《大宅门》、《乔家大院》、《走西口》之后，《向东是大海》将甬商形象搬上荧屏。这为我们研究我国当代电视剧商人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本。

    对当代中国电视剧中的商人形象加以研究，不仅是一个艺术课题，而且是一个文化课题乃至是一种社会责任。因为，我们怎样塑造商人的形象，在一定意义上，蕴含着我们对市场经济如何发展的期许。

    电视剧《向东是大海》，既是一部对往昔甬商发展的缅怀之作，也是一部对当前工商业及商业文化健康发展具有启发意义的作品；既是一部蕴含着宁波历史自豪感的作品，也是一部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参考价值的作品。这是一部贯穿着利与义、财富与道德质询的电视剧。

    作为一部历史传奇，《向东是大海》以宁波董家与周家两家作为贯穿人物，兼及在沪的宁波籍商人，以宁波和上海为叙事空间，讲述了从清末到抗战前夕，宁波工商业者的创业历程。剧情涉及到清末宁波江夏街金融业的一时辉煌和惨淡，描写了宁波商人在上海打拼出的成就，也揭示了不同利益集团彼此之间的倾轧和斗争，彰显了在沪宁波商界为维护四明公所地位而与法国殖民当局据理力争的气魄，歌颂了以周汉良为代表的民族工商业者，创办民族工商业、捍卫民族工商业的艰难与牺牲。这部作品围绕周汉良所建构的叙事体系，以创业致富为起点，以毁家纾难为结局；其表意结构，则是以在商言商为初衷，以行商报国为信念。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部剧的核心价值，就是在周汉良这个形象上，我们看到的商人，是一个用“商”修饰出的大写的人。

    在本剧中，范小恩在周汉良承受诸多不合理债务时，曾诘难他说：我倒要看看做生意能不能做出圣人来。这句话是建构这部剧统一性的基础。而周汉良做到了。

    在我国文化传统中，圣人与商人似乎是无缘的。荀子在《劝学》篇中，指出的成为圣人的方式是始于读经、终乎读礼，道路是先成为士、再达到圣人。在农耕文明社会形态下，以法家为主导的尚耕战国策，对以迁徙流动、不事生产而以食利立身的商人极力排斥。韩非子在《五蠹》一文中，所列的五种危害社会的职业中，就包括商人。

    《向东是大海》中，商人有三种类型。范小恩是一类、董芝恒是一类、周汉良是一类。范小恩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小节与大义在他看来无差别，只要能挣钱。较之范小恩，董芝恒尚能做到迷途知返，在民族大义面前，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周汉良则始终恪守着信誉和底线，他敢冒风险，但不规避责任，他有成家立业的打算，也有利国利民的原则。这是他的光彩远超于范小恩、董芝恒的根本原因，也是本剧别具社会价值的所在。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在商品社会背景下，道义就必定要被冷落和遗弃吗？今天，大众媒介以《向东是大海》这部电视剧，申明了道义的价值，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商人的凡俗出身，是本剧在人物塑造上别具现实社会意义的设计。与白景、乔致庸这样自有身家的商人不同，《向东是大海》中的周汉良、范小恩、黄初柳都起自草根。周汉良出道之前，扛码头、挑粪、买菜、擦皮鞋、当孝子这些行当都干过；范小恩之前是茶房；黄初柳原初是票友。与生在富家的宿商相比，起自草根阶层的商人，与当前的民众更有共通性。如本剧所描绘的，商人并不是天生的，奸商、义商也不是注定的。对于当代中国民众而言，本剧提供了周汉良、范小恩两种为商的选择。而肯定前者，抨击后者是本剧给出的标准答案。《向东是大海》讲了一段故事，这故事是有导向的。

    历史故事并非仅具有历史价值，传奇故事并非仅能满足好奇需求。大众媒介中的商人形象如何塑造，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商风民心。电视剧《向东是大海》的价值，就在于它所讲述的历史传奇，对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商品社会语境里的当代中国民众，具有建设性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在广大群众积极投身各类商业活动的时候，它倡导了商该怎样做，利该如何谋，钱该怎么挣，人该怎么做。（作者为中国视协理论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