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事件:
一个内地女孩在香港地铁车厢内吃零食,被当地人以方言责问,论者各执一词,其事在很大程度上因方言而放大。
笔记观点:
在公众场合实有讲普通话的必要,这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而是人与人交流的基本需要。
方言在中国不同地区大量存在,同一方言区的人交流,说者脱口而出,听者了然于心,但在不同地区的人群之间,还真是一个问题。
前一段时间,曾有在地铁上吃东西引发的论争。一个内地女孩在香港地铁车厢内吃零食,被当地人以方言责问,其实这类事情很多,但这事引发舆论大热,论者各执一词,其事在很大程度上即因方言而放大。
小孩子在地铁上吃东西不好,温颜制止便也罢了,但那人以粤方言喋喋不休,仿佛得了演说狂疾似的。
在听不懂的人面前,没完没了,对人的听觉神经是一种可怕的打击和刺激,也容易引发逆反心理,这和交流平息事端的初衷正相背离。
方言早在古代就是一个问题,唐代研究音义的学者有北人俗字、江南俗字的说法,其意即指方言字词;明代学者方以智于其《通雅》中也拈出方言字的概念。清代雍正时期闽粤籍贯的官员赴京领旨,曾因方言的浓重而“不可通晓”,双方为此大伤脑筋、备受困扰。
中国地大物博,古时山川修阻、交通滞碍,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区。现今所谓粤语,实际应叫作广州话或曰白话,它是古汉语的存留,并非和汉语、英语并列的一种语言。在并不遥远的民国初年,它并不吃香,读萧乾的《梦之谷》可知一二。它是在经济开放的大潮中地位跃升的。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有些朋友很把它当回事,冲口而出的一瞬间很是顾盼自雄。
与同一人群,以方言交流自是便捷,无可厚非,但在和不同方言区的人交流时,还是以同能听懂的普通话为好。就算不谈人格尊重等,至少如此可获交流的效果。说者如不顾及效果,又何必开口说话呢?倘若这被谴责的一方又是另一方言区的,回答也不用普通话,则将出现双方听不懂的局面,那才真正是鸡同鸭讲,完全不知所谓了。
粤方言中的广州话可以说是唐代的普通话。以广州话诵唐诗,那真是铿锵有味、抑扬得体,因为它保留的唐音最多。或以为粤方言区的人讲不好普通话,这是误解。辛亥先贤孙中山、当代著名诗家池北偶都是广东人,但他们的国语讲得也是一流。前者的录音现在仍可听到,咬字清晰,句式畅达,情绪激越而富于思索空间,不啻听觉的享受。后者曾是某大报的总编辑,笔者曾在其麾下工作,听他开会传达、讲话,一口标准而流利的普通话,温润而俊朗,颇具儒雅丰神,令人如沐春风。
赵元任能听能讲数十种方言,辜鸿铭、钱锺书且能讲英语方言,这样的语言天才毕竟少之又少,多数人还是只能守着语言的一亩三分地过活。
虽说现在每年都有不少少数种群的语言消失,但方言仍是牢固的存在。
方言众多,在文学作品上也可略窥一斑。但对读者而言,只有老舍的北京方言无甚阻碍,沙汀、艾芜作品中的西南方言就要吃力一点;至于吴方言的《何典》,尤其是《海上花列传》竟有难以卒读之慨。后者是吴方言文学代表作,于今仍有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研究价值,但作为文学的欣赏而言,该地区之外的读者大多要敬谢不敏。方言小说,总体来说,效果并不理想。
普通话,早在清代及民国时期就曾大力推广过,在公众场合实有讲普通话的必要,这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而是人与人交流的基本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