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诊”小品

    小品是伴随着春晚而走红的，而且一直是各类晚会的重头戏。但近年来，随着春晚和各类晚会的关注度下降，小品质量也在下降，尤其是今年春晚，赵本山的缺席，小品少亮点且缺少流行语，而郭冬临春晚小品的“抄袭门”事件，更是让小品创新乏力的尴尬一览无遗。

    于是，有人说小品衰落了，小品没有市场；也有人认为小品正在步相声的后尘。但更多的人认为小品不是没有市场，而是远离观众，尤其是讽刺艺术的缺失，使小品没了灵魂，即使笑料百出，仍是粗俗浅薄，没有太大意思。

    缺失讽刺的灵魂 

    小品这种短小精悍的艺术形式，最早是来源于艺术院校为表、导演以及创作等专业的教学所进行的训练用的戏剧小品。1983年首届春晚王景愚表演的《吃鸡》，风靡大江南北，小品这一活泼幽默的艺术形式，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并成为各类晚会的重头戏。

    相比于歌曲、舞蹈等文艺节目来说，小品不仅能给观众带来欢笑与快乐，而且，一个经典的小品，如同是一篇精彩的时评，既能对当下社会的不良现象进行讽刺与抨击，也能通过节目弘扬人世间的真善美，因而格外引人共鸣。如黄宏、宋丹丹的《超生游击队》讽刺了超生现象；赵丽蓉的《打工奇遇》讽刺了酒店造假，《如此包装》讽刺了疯狂包装；侯耀文、黄宏的《打扑克》，讽刺了官场怪象；朱时茂、陈佩斯的《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讥讽了角色转换带给人的影响；赵本山、范伟的《卖拐》揭露了生活中的骗术。虽然这些小品在今天看来布景粗糙、化妆幼稚，音效也很不尽如人意，失去了当年初睹的那种新奇感，但回头重温依然令人忍俊不禁。可以说，讽刺小品成就了一批小品演员，也成就了一种文化氛围。

    小品的主要功能是抑恶扬善，通过讽刺与批评，让人们在笑声中与人性的弱点告别。然而，一位小品作者却道出现在的小品创作人为设置了许多禁忌：各级领导干部不能批评，各种社会阶层和行业也不能讽刺，写农民有丑化农民之嫌，写无业游民有伤害困难群体之虞。如此这般，小品创作为了避免对号入座，只能回避矛盾，回避现实，远离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只拿些不疼不痒的问题开刀。如今年春晚的小品《荆轲刺秦》，讽刺了前一时期影视风行的“穿越”剧，虽然很痛快，笑果也很好，但对比去年一年存在的许多社会热点问题，这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即使是讽刺也是隔靴搔痒，观众觉得不满足也就在所难免了。

    而且近些年的小品，出于各种原因，几乎成了插科打诨、相互贬损、装疯卖傻、卖弄技巧的代名词。各类小品大赛中，“讽刺小品”也经常缺席。因为没有了讽刺和批判，躲躲闪闪，自我捆绑，所以总让人觉得“不过瘾”、“缺点什么”，小品衰落也就很正常了。

    追求“笑”果陷入低俗化

    晚会类小品的最大特点是引人发笑，但很多小品为了追求“笑”果，制造廉价的笑料，结果作品低俗，遭到观众诟病，其根本的原因，还是喜剧精神的失落。

    走向低俗化的小品，其喜剧性往往不是出自生活中乖谬的人物或矛盾的事物，或者来自喜剧家智慧的巧思和幽默的语言，而是靠生编硬造的剧情和浅露庸俗的笑话以及没有思想内涵的滑稽表演。其目的只是一味逗乐，品位不高，缺少意蕴。如200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郭冬临、郭达、杨蕾表演的《好人不打折》，写某工厂质检员深夜加班回家身上粘着一条粉红纱巾未被保安发现却遭到妻子的怀疑。于是围绕着一条粉纱巾小题大做。全剧生拉硬扯、牵强附会，演员滑稽夸张的表演虽也能逗乐，但由于审美视点太低，有时夸张的表演不仅没有美感，反而令人生厌。

    过分强调对题材的正面表现和宣传教化作用，则导致了一部分喜剧小品日趋正剧化。特别是晚会的小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写好人好事的“歌颂戏”；二是编造故事阐述道理的“教化戏”；三是靠滑稽表演制造气氛的“滑稽戏”。前两种有明显的正剧化倾向，后一种则是无思想的滑稽，流于空洞，未能凸显喜剧精神。一方面，各类晚会对推动喜剧小品的发展功不可没，另一方面，晚会风格、形式的规定性与保守性对喜剧小品的发展也存在无形的限制与制约。 

    类型化也是造成中国小品衰落的重要原因。这种类型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物形象的猥琐；二是小品情节的弱智。回想一下，这些年来，我们的小品舞台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都是什么呢？赵本山、潘长江、郭达、宋丹丹、蔡明、巩汉林、郭冬临、句号……当提起这些名字的时候，我们的脑海里浮现出的影像，大多是一些半愣半傻、胆小窝囊、促狭自私的人物。小品在舞台上展现的故事又是几种有限的类型：城乡人民思想的碰撞，结局是乡下人教育城里人；小人物间的勾心斗角，最后出场的正面人物解决矛盾；夫妻矛盾，丈夫永远是怕老婆的妻管炎；小聪明的故事，往往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而小品的情节，也基本上是看了开头但知结尾的弱智情节，观众就有正当的理由对小品说不。

    实际上，在赵本山时代，小品已从表演变成了完全依靠语言来表达的一种形式，不客气地说，小品成了耍贫嘴，这使得小品路越走越窄，直到走进死胡同。

    创作人才流失 表演人才老化

    创作人才流失，表演人才老化，也是造成小品衰落的原因之一。有人把赵本山、郭达等人列为春晚“钉子户”，更认为师徒搭档的模式，是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小品舞台新鲜血液的输送，加速了观众的审美疲劳。

    但也有人把对小品的期待落在这些熟脸身上，于是，赵本山缺席今年春晚便成了头号新闻，且造成了春晚部分观众的流失。但新人难以挑大梁，于是人们看到，冯巩仍然不厌其烦地冲观众高喊“我想死你们了”，黄宏依然亮着大嗓门实诚得犯傻，郭冬临仍然一脸无辜地打岔，蔡明则一会儿装嫩一会儿卖老……

    而郭冬临春晚小品的“抄袭门”事件，更是尽显小品创新乏力的尴尬。涉嫌抄袭也好，不谋而合也罢，剧本不给力，一直困扰着小品的创作，而且从根本上决定了小品的逐渐衰落和边缘化。

    其实创作乏力一直困扰着小品创作，而急功近利的心态直接产品越来越多，艺术精品却越来越少。如2001年春晚何庆魁、宫凯波等创作，赵本山、高秀敏、范伟表演的喜剧小品《卖拐》大获成功。该剧以喜剧的手法，一方面对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一些不择手段谋取私利的小人进行了有力的嘲讽和抨击，另一方面对那些容易受外界蛊惑、受他人思想影响，以至上当受骗而不自觉的缺乏独立意志和主体精神的人给予了善意的嘲弄。可是次年春晚上同样的作者和演员创作、演出的《卖车》却毫无创意地对《卖拐》进行了复制，剧中的大部分笑料是用儿童玩的游戏“脑筋急转弯”填充的，这也造成“忽悠”三部曲一部不如一部。无法再上层楼，是小品创作的一大尴尬。

    小品衰落的轨迹和相声衰落的轨迹几乎是相同的。相声魅力不再，缘于它失去了针砭时弊的能力；小品不再好看也在于它浮于生活表面，难以还原现实生活真实的幸福与酸楚。再者，小品创作过于圈子化，创作者与表演者通常多年合作，直至素材使用殆尽、灵感捉襟见肘，创作群体难见新鲜血液，作者队伍培养乏力，让小品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此外，在把日子过成段子的当下，网络笑料可以说无处不在，直接导致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笑点普遍提高。人们对小品的要求和期待也在提高，这无疑增加了小品创作的难度。一位戏剧专家说，中国剧协有小戏小品奖，其中不乏好的本子，希望有关编导能够走下去，发现更多的素材和作者。

    真正的幽默，理应来自思想的芬芳。没有生活的积淀、真诚的反思以及严谨的创作态度，光是靠语言、对白上的俏皮话、“抖包袱”或是耍一下小机灵，都是撑不起作品、抓不住观众的。这，无疑也是近年小品衰落的重要原因。因此，只有当小品的主创者们摆正了创作的心态，才能在看似平淡的生活中萃取和展现出艺术的神奇，小品才能重铸辉煌。（本报记者 苏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