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案议案追踪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委员

    以绩效和贡献评价博物馆优劣

    “评价博物馆,是为了帮助博物馆不断改进工作,提高服务水平。”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委员是有名的提案大户,此次两会,他又带来了多份提案,其中一份是《关于建立健全博物馆绩效评价体系的提案》。

    我国有3400多座博物馆,以前评价一座博物馆“好”还是“差”,往往只考虑馆舍建筑、展厅规模、文物收藏、员工数量。单霁翔认为,这些没有反映博物馆实现了什么目标。“事实上,即使一座博物馆有一流的馆舍造型、展厅条件、文物藏品,甚至一流的员工素质,如果不能有效发挥社会职能,不能很好地为观众服务,也不是真正一流。”

    他认为,评价一座博物馆的优劣,应以博物馆的绩效为标准,以对社会的贡献为标准。博物馆的综合评价体系,应逐渐由以往的经验评估、定性评估、上对下的单向评估,转向科学评价、量化评价、上下左右的全方位评价,并由单一的整体工作评价,转向对各个岗位及人员的细化评价。

    单霁翔认为,在评价内容上要考虑公众满意度、免费开放工作专项资金的保障和使用情况。绩效评价结果应在适当范围内公布,接受公众监督,并把这个结果作为下一年度博物馆免费开放补助资金的重要参考,充分体现“奖优罚劣,促进工作”的原则。他建议由财政部牵头,会同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组织制定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博物馆绩效评价管理体系,并将评价结果作为对博物馆实行动态管理的依据。（本报记者 谢 文）

    民建中央委员杨文龙委员

    将“自我药疗”纳入医改范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杨文龙在今年的两会上提交了《加强自我药疗管理,促进国民用药安全》的提案,希望能将“自我药疗”纳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范畴。

    “自我药疗”是指在没有医生或其他医务工作者指导的情况下,使用非处方药物(OTC),用以治疗、缓解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及健康问题。我国目前已有数千个OTC品种和剂型在市场销售。但是据2011年中国居民健康状况调查的数据,我国70%的家庭存在不当用药行为,每年有250万人因用错药物或药物不良反应致病住院。

    杨文龙委员说:“自我药疗已经成为公共医疗的一个有益补充。通过规范化的教育和引导,建立全民科学用药的知识普及体系,提升自我药疗的安全性,应当成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关注的一个重点。”

    为此,杨文龙委员提出,政府监管部门应当积极推进全民安全用药知识的普及。首先,政府应建立公共安全用药知识普及机制。其次,坚持开展“全国安全用药月”等有关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作为仁和药业的“掌门人”,在多年的市场一线调研中,杨文龙委员发现,随着药品零售经营准入逐渐放开,部分药店从业者素质不高,有一些人员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误导消费者用药,成为群众安全用药的隐患。

    针对这一情况,杨文龙委员认为,药监管理部门要严格按照《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加强对药店经营人员服务质量的监管力度,完善管理及考核制度,严格药店在岗药师的资格管理,重视和开展药店从业人员道德教育与专业培训管理。“如果在销售和消费这两个关键环节设置较为严密的监管保障体系,对自我药疗的规范发展和普及,会有积极的帮助。”(本报记者 吴 琳)

    太原理工大学副校长梁丽萍委员 

    帮助农村信用社“甩掉包袱”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作为县域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急需国家政策法规的支持。太原理工大学副校长梁丽萍委员向大会提交的《关于加快农村合作金融立法支持的建议》的提案,从农村金融风险担保、补偿机制、减免税费等角度,为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发展建言献策。

    “目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资本结构、服务对象、经营体制等方面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存在诸多差别,但由于无专门立法,目前只能参照《商业银行法》等行业法规予以管理,导致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服务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上受到了一定的阻碍。”梁丽萍委员认为,这限制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经营能力。

    为此,梁丽萍委员建议,紧密结合农村合作金融发展实际,加快农村合作金融立法步伐,并尽快建立农业信贷风险担保和补偿机制,建立农村金融机构政策性亏损补贴机制。建议国家对因承担政策性责任而在农村偏远地区维持亏损经营的金融机构网点,按年度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同时,进一步对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予以财税优惠政策,对信用社在抵债资产接收、处置过程中的各项税费予以相应减免,帮助农村信用社甩掉包袱。（本报记者 李 慧）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汤素兰委员

    设立“关爱留守儿童基金”

    中国有农村留守儿童5800万,其中14岁以下的留守儿童4000万。这些孩子因为缺乏父母亲人的关爱监护,生命安全和心理健康、教育教养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存在许多隐患。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汤素兰委员指出,留守儿童的产生是我国经济发展、城乡差别、户籍制度、教育政策、社会福利等复杂原因造成的。虽然短期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但是,随着财政收入增加、国力增强,国家应该加大财政投入,设立专项资金,各级政府应该切实作为,建立长效机制,将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落到实处。

    在提案中,她建议,国家财政拨出专项经费,设立“关爱留守儿童基金”,为留守儿童办实事。比如,将关爱留守儿童作为当地的民生工程,列入政府部门的考核范围;县、区及乡政府要建立当地留守儿童档案,并由专人负责联系监查,动态了解留守儿童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在留守儿童比较集中的地方建立“留守儿童活动中心”,可设立免费电话,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可视电话,让留守儿童经常给父母打电话,听听父母的声音,看看父母的身影。（本报记者 靳晓燕）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魏群委员

    教师的责任不能转嫁给家长   

    对不少家长而言,这是再熟悉不过的情形:每天通过手机短信、电子邮箱、博客接受教师布置的“作业”。家长不得不接受转嫁的任务,其结果是老师和家长联合起来以“题海战术”、“学习大运动量”剥夺了学生玩的权利。

    “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教师不大注重课堂教学效果,把本应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掌握的知识,本应是学校、教师担负的责任和应在学校完成的任务,通过加重作业量转嫁给学生和家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魏群委员表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建立评价课堂教学效果的科学指标体系,以提高教师的责任心,把精力真正放在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上。

    现在有部分教师想通过“转嫁”作业,请家长帮忙提高成绩,以弥补课堂教学不足,家长沦为教师的第一助手,学生在学校学,回到家里还要听家长重复讲课。学生负担、家长负担可想而知。

    魏群委员表示,孩子的教育和培养,需要学校和家长的密切配合,但责任必须分清。凡是学校、教师应当承担的责任、任务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不能以变相方式转嫁给家长。强化和改善教育管理和督导,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减负的关键。（本报记者 靳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