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感忧虑的是我们的刑事和解制度,以及这一制度执行过程中可能带来的问题。”3月12日上午9点35分,全国政协社科组刚开始讨论“两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研究员刘白驹委员就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对刑事和解制度案件适用范围、具体办案程序进行了严格规定。”刘白驹委员分析说,“但是,刑事和解制度在探索试用过程中如果掌握不好,就有可能被乱用滥用,这样就会放纵犯罪,使受害人维权更加艰难。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当前,我们应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同时要建立被害人救助制度,加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刘白驹委员的话还没有结束,就有几个委员抢起了话筒。
“我非常认同刘委员的观点,对刑事和解制度我也有类似的看法。”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委员说,“‘两高’的报告很务实,也提出了很多令人思考的问题,比如基层法院的问题。我认为,当前我们要高度关注基层法院人才流失问题。”
“根据我们的调研,现在东莞某法院的法官一年要办案1000多个,北京某区法院法官一年光要判决的案件就高达700个,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局面让很多法官工作面临很大压力。”侯欣一委员担忧地说。
“‘案多人少’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认为,要稳定办案的人才骨干队伍,建议法官离任年龄适当延后。”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法制办原副主任张穹接过了话题。
张穹委员介绍说:“法官、检察官办案靠的是多年办案的经验。去年我到四川、云南等地专门做过基层法官、检察官的调研,发现一些法官到50岁就退居二线,而50岁正好是他们最有办案经验、最能发挥价值的年龄。这也是基层法院人才流失的原因之一。当前,我们要高度关注基层法院的领导和建设问题,尽量减少基层法院管理的行政化倾向。”
“基层法院存在的一些问题,确实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大家的发言让我感到,大家对我们法院、检察院很关心、很支持、很了解,说出了我们法官的心声。”中国女法官协会会长王秀红委员说,“基层法院人才流失的现象已经引起了我们的重视,目前内部我们主要采取教育的方式,通过事业留人、感情留人等方式来解决,但是编制问题和社会压力等的问题,还需要全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
“由于年龄问题,这将是我最后一届当政协委员了,这个舞台真的让我恋恋不舍。可惜,今天的发言时间太短,好在现在通讯方式非常发达,希望能和大家随时沟通意见。”王秀红委员说。
话音未落,现场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本报北京3月12日电 本报记者 李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