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手记

    朴素

    在台北，走在悠然行进的人流中，你若用色彩，便很难描述你的观察。这股或那股人流，都不是色彩斑斓的花园，不是眼花缭乱的万花筒。那些出行的女人，更不是来参加服装展览，她们的衣服乍看之下，都很朴素，仿佛是对花哨发出的逐客令。相比之下，一迈出冬季，大陆女人就像一个个竞相开屏的孔雀，像一个个走动的时装节、调色板、戏台，她们竭力炫耀舞台布景一般的色彩幻境，不管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平庸后果。台北人的服饰，与台北街头五光十色、挑逗眼球的招牌相比，简直就是美妙的安谧，他们就像贝壳把夺目的珍珠藏在体内，只让观者见到端庄美观的单色外壳。是的，他们喜欢单色，那是大陆人在冬季才表现出的服饰趣味，是摒弃了烁烁招展和荒诞搭配的单色，是把智慧藏于低调的单色，与台北人在路上的默然行进、在街头的井然排队，十分相称。

    到台北的第二天，台北小说家许荣哲问我对台北的观感，我毫不犹豫说出“朴素”二字。大概朴素二字无法填满他的期待，我感到他隐约有点失落。我们（还有周晓枫、胡茗茗）在台北呆到快两个月时，许荣哲更为热切地问我观感是否有变？这时用“朴素”回答他的不只有我，还有周晓枫、胡茗茗。这时他才明白，“朴素”是发自我们内心的真诚祝贺，是在大陆行将消失的珍宝。说真的，刚到台北的前一周，我简直不能容忍台北的旧败，满目旧楼凌乱得像一束束火苗，没有间距地挤作一团，映入眼帘的水泥楼板、立面，完全由一双没有美感的眼睛设计而成，仿佛一个个身处逆境的流浪汉，早已没有心思打理外表。我就像辨认出了大陆一座最大的县城，心里隐隐涌出失望。显然失望也悄悄侵入周晓枫、胡茗茗的心里，她们开始谈及归期，甚至认为在台北呆不到一个月，她们就会逃回大陆。也许去时带着对西方世界一样的想象和期待，一连串的意想不到令我们猝不及防。记得我从南京飞抵桃园机场时已近黄昏，借着那种最适合拍照的光线，我看见了丝毫没有化妆的台北。说真的，夕照中最壮观的，是许多旧楼楼顶的不锈钢圆柱塔，它们在貌似危房的楼群中居高临下，像一坨坨银锭，反射着美丽的银光。我伸头向来接我的女大学生询问，吓了一跳，那些银光闪闪的东西居然是水塔。对我而言，水塔代表着一个已经死去的年代。二十年前，南京的所有楼顶都有水塔，是用水泥山墙围成的四方水塔，自从十年前，水厂加压提供直供水，所有楼房都告别了水塔。我很不情愿把台北想象成不能全面提供直供水的城市，不过眼见为实，这是事实。

    书店

    九月是台北最好的季节之一。只要有空，我会沿街逛一个个书店。我发现，要了解台北的真正妙处，一定得越过它短暂的建城史。重庆南路的气息十分独特，从一排排胭脂般的招牌中，我瞥见了无数的书局、书店，甚至专卖大陆简体书的书店。那些善待读书人的书店，就像疯长的青草，蔓延进了重庆南路附近的所有街道。我常在台北闹市区逛街，已经获得一种经验，无论是拐进哪条街道或小巷，你都可以指望撞见很不错的书店。台北车水马龙的街巷对书店的珍爱，真有如南京街巷对银行的珍爱。只需把南京街头迤迤俪俪的大小银行，全部置换成书店，就能复现在台北逛街的感觉。一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台北的书店比银行多，而南京的银行比书店多。大概脑中塞满大陆经验，等到需要兑换台币才发现，在台北街头找银行并不容易。有关台北的一些数字，我至今铭刻在心。它只有区区五百七十万人，却供应着数量惊人的大小书店、收费写作班和文学堂。比如，诚品书店在台北有难以置信的十八个分店，诚品敦南旗舰店的营业面积，是南京先锋书店旗舰店的两倍，同时敦南店实现了二十四小时开门的壮举。我想，一个城市要有何等的文化尊崇，才能支撑书店昼夜开门，开门需要的不只是勇气和愿望，它一定用什么抓住了从欲望泥沙中露出尖尖的文化景仰，赶走了南京街头任由银行驰骋的金钱气。在大陆，知识分子往往对潮男潮女有一种贬低的看法，认为他们都是脑袋空空的花瓶，或物欲超载的皮囊。一到台北，潮男潮女在大陆的典型形象，居然变得令我难以辨认。在初秋深夜的敦南店，我看见潮男潮女们像黑白围棋子儿一样（穿黑白服饰的居多），填满了书店五层楼的各个角落，不少人抱着严肃书籍席地而坐，就像陷进了沼泽地，一坐不起。那时，在他们默默看书的静穆中，我忽然觉得他们与我是一丘之貉，仿佛生来就中了书的魔咒，终生与书不离不弃，同时体会到了时尚的另一种性格：书与时尚并非水与火，彼此不容。

    台北的阅读风气真令我想起大陆的八十年代。那时，也许刚经历过无书可读的岁月，人们一时读书读得很疯狂，但不到十年，商业市场就像第三者插足进来，令刚刚被书籍武装起来的精神孤魂们，纷纷丢盔弃甲，曾热气腾腾的读书风气，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目前大陆只剩下考试书，还会在孩子和家长的心里闪闪发光……（小题为编者所加，有删节）

    黄梵 作家，大学副教授，著有《第十一诫》、《女校先生》、《等待青春消失》等。现居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