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岁月徒有虚名

    多年以后，我常常想起这个场景。那种生产队的劳动，在当时，仿佛是一种集体的欢娱，它明亮，跳跃，欢腾。它的深处，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既甜蜜，又苦涩。

    那时候，还有生产队。那个年代的乡村，有谁不知道生产队呢。

    我们家在村子的最东头。旁边，便是生产队的大院。那可真是一个大院。现在想来，简直像操场一样宽阔，空旷。紧挨着我家的东墙，是一架磨盘。可别小看了这磨盘。在那个年代，村子里的粮食，都得经了这磨盘，才能够最终落到家家户户的锅里，吃进人们的嘴里。在我的记忆中，总有人家在那里推磨盘。有时候是人，把一根木棍拦在胸前；有时候是驴，用布蒙了眼睛。磨盘碌碌响着。旁边，早已经排了长长的队伍。一簸箕玉米，一箩高粱，两堆红薯干，静静地候着。而它们的主人，早已经等得不耐烦，去偷闲做一些别的活计。也有的，并不走开，彼此之间就说起了家常。偶尔，驴咴咴地叫两声，倒把说话的人吓一跳。这才发现，已经换了下一家了。他们用脚把地上的粮食往前面推一推，继续说话。

    院子东面，是猪圈。猪圈很大，养了足有百十头猪。猪圈里的饲养员，叫做老四的，是一个光棍，长得白白胖胖，很福态，人们见了，都跟他开玩笑，说，四，每天吃多少猪肉？膘上得倒快。老四乐呵呵地，也不恼。他的绝活，不是养猪，而是杀猪。每年，一进腊月，猪圈旁边的空地上便热闹起来。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喂猪。春上，到集上挑一只小猪秧子买回来。挑猪秧子有讲究。芳村的男人们，最懂这一套。喂上一年，到了年底，人们把猪绑了，送到这里来，请老四杀。在我们这些小孩子，看老四杀猪，甚至比吃猪肉本身，具有更强烈的吸引力。猪吱吱叫着，热烈，绝望，周围站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不知谁家性急的孩子，点了一只鞭炮。爆裂声穿过寒冽的空气，听上去格外清脆。老四立在那里，接过主家扔过来的烟，随手把它插在耳后。他看着那只拼命挣扎的猪，入神地看了一会，忽然，他操起手边的那把尖刀，在左手食指肚上试一试刀锋。他准备干活了。人群霎时安静下来。

    院子最北端，是一排屋子。靠西头这两间，是牲口房。如果你知道生产队，那你一定会知道牲口房。一个队的大牲口，都集中在牲口房里，由专人侍弄。那时候，看牲口房，可是一件美差。白天，牲口们出去干活，看牲口房的人，便背了筐，到地里割青草。晚上，牲口们回来，干了一天的活，都是功臣，就须得好好侍弄了。料草早已经拌好了，清水呢，也已经倒上了。只等牲口们美美地吃喝一通，歇了夜。只有一条，夜里，睡不了囫囵觉。尤其是农忙的时节，牲口们辛苦，总得起来两回，给它们添夜草。马无夜草不肥。这话是对的。那时候，看牲口房的是槐叔。槐叔懂牲口，在芳村，原是出了名的。脾性多烈的牲口，到了槐叔手里，都变得服服帖帖，像低眉顺眼的小媳妇。槐叔最喜欢干的，就是侍弄牲口。每天晚上，他都要给牲口洗澡。他拿一把鬃毛刷子，蘸了清水，细心地把牲口的全身擦遍。牲口呢，这种时候，像疲惫的孩子，尽情享受着母亲的呵护。它们一改白天里的风驰电掣，鬃毛飞扬，它们变得温绵，乖顺。它们的眼睛亮晶晶的，在灯影里，闪着湿漉漉的光。槐叔是个邋遢人，他侍弄的牲口，却个个油光水滑，漂亮极了。

    乡间常有牲口先生，专门修理牲口，劁牲口，铲蹄子，剪鬃，还给牲口治病。这种牲口先生常在各村游荡。目标就是生产队的牲口房。牲口先生来的时候，槐叔就把他请过来。有时候，也并不做什么，只是蹲在地上，一边瞅着牲口们吃料，一边说一些闲篇。比方说，哪个队的牲口脾气暴，连人带车都翻了沟。哪个队的牲口温吞水，抽断了鞭子，也撒不开蹄子。说着说着，槐叔总是会把话题转向自己屋里的牲口。这个时候，槐叔的话就多了。那匹小桃红，整日里卖弄风情，简直是风流小媳妇，整个芳村，再找不到第二匹。那个灰灰，是个淘气包，干活却是伶俐得很。那头老黑，真是老了，神态安详，目光柔软，让人忍不住想多疼惜它。下午的阳光照进来，有一大片落在草苫子旁边的地上，映着水筲里的水，微微荡漾着，像柔软的绸缎。牲口们正在吃草，沙沙的咀嚼声，马嚼子碰在石槽上的撞击声，偶尔，不知哪个家伙打一声响亮的响鼻，一只鸡探头探脑地走过来，瞪着谨慎的眼睛，朝屋里看，这个时候，倒被这声音吓得哆嗦了一下，飞快地闭了闭眼。牲口房里弥漫着青草的腥气，混合着牲口们身上热烘烘的气息。墙上，挂着一杆鞭子。这可真是一杆漂亮的鞭子。鞭子的梢子由几股麻绳拧成，由于常年的磨砺，变得油亮。鞭子的柄，缠着各种颜色的塑料绳，密密匝匝，一段红，一段黄，一段绿，斑斓极了。当时，我们几个小女孩，简直眼馋得很。我们极渴望有一天，槐叔能够从上面拆下一段，我们拿来扎小辫。然而，一直没有如愿。槐叔是使牲口的好手。对于这杆鞭子，自然格外偏爱。他高高地把它悬挂在墙上，轻易不让我们近身。

    我可能忘了说了，槐叔没有家室。似乎从一开始，他就常年待在牲口房。人们都说，这槐子，是个牲口迷。牲口就是他的女人呢。

    怎么说呢，那时候，牲口房有一种很特别的吸引力。我们常常跑到牲口房去，蹲在地上，看牲口们吃草。牲口房里的牲口们，我们都熟悉极了，像亲人一般。我们熟悉它们每一个的脾气，秉性，它们的口味，它们的怪癖。当然，这些，大都是从槐叔那里得来的。玩累了，我们就爬上那铺得平展的土炕。土炕席子下面铺着厚厚的干草，蓬松，柔软，翻起身来，沙沙响。干草散发出浓郁的谷草的气息，有丝丝缕缕的芬芳，也有一点刺鼻。如果是冬天，牲口房的炉火燃烧起来，这里简直就是天堂了。你见过炉子吧？可是，你一定没有见过牲口房的炉子，用一个硕大的铁桶做成，里面，搪了黄泥。煤块在里面欢快地燃烧着，火苗跳跃起来，有金色，有蓝色，有红色，把炉边的人的脸映得闪闪发亮。我们这些小孩子，最感兴趣的，是炉口的那一块铁板。那可真是一块神奇的铁板。槐叔把花生、大枣放在铁板上，绕着炉口，密密麻麻摆上几圈，我们眼巴巴地瞅着，不时地帮它们翻一下身。槐叔就警告我们，小馋猫，当心烫了手。香气渐渐弥漫开来，还有红枣的甜味。我们的口水都流下来了。有时候，槐叔心情好，还会给我们变一些别的花样。比方说，焐红薯。把红薯放在炉口的铁板上，上面盖上一只大铁盆。这样焐出来的红薯，又软又甜，别有风味。也有时候，槐叔会用两只耳朵的铁锅，给我们炒黄豆，炒黑豆，炒芝麻，或者，用玉米粒，给我们做爆米花。那个时候，牲口房里常常流荡着诱人的香气。我们真是热爱那时候的牲口房，还有牲口房的大火炉，还有，火炉旁忙忙碌碌的槐叔。当然，我们也偶尔自己动手。你知道干粉吗？在我们芳村，干粉是寻常的吃食。村子里，就有粉坊。我们把长长的干粉从家里偷出来，拿到牲口房。当然了，干粉也可以生吃，咬一段，在嘴里反复咀嚼着，长久地填补我们嘴巴的贫乏和空虚。可是，我们更愿意把它们在火炉上烧熟。我们把干粉伸进火苗里，干粉干瘪的身子迅速膨胀起来，变得又白，又丰满。这个时候的干粉，酥松可口，是我们最爱的美味。多年以后，我依然会想起那个时候，牲口房里，炉火明亮，温暖，到处弥漫着香气。那香气，在我的童年岁月里久久流连，令我时时返顾，黯然神伤。

    那时候，牲口房吸引的，决不止是我们这些小孩子。你一定猜到了，除了我们，除了那些吸着呛人的旱烟的男人们，还有女人。当然，来牲口房的女人们，都是在夜里，在整个村子沉入梦乡的时候，悄悄地潜来。牲口房的旁边，就是仓库。仓库的钥匙，就挂在槐叔的腰间。那个时候，在人们心目中，仓库，意味着很多。生产队的仓库，简直是一个宝藏。满囤的粮食，满瓮的油，成垛的棉花，像一座座小山，把仓库都给塞满了。槐叔腰间的那串钥匙，仿佛是一个魔咒，只要轻轻一念，就会有奇迹出现。你可能无法想象，那个年代的乡村，那种魔咒，对女人构成的强大的吸引，或者说诱惑。那些来牲口房的女人们，谁的心里不牵挂着那个迷人的魔咒？她们在夜的掩护下，潜入牲口房。她们渴望得到那个魔咒。那个时候，牲口房的灯通常是熄灭的。只有炉火的光亮，在黑夜中闪着幽暗的眼睛。大铁壶里的水，咕嘟嘟响着，蒸腾出白茫茫的雾气。牲口们也都歇了，粗重的呼吸长长短短，在黑暗中起起伏伏。那张铺满干草的大炕，发出簌簌的呻吟，甜蜜，颤栗，湿润，绵延不绝，无休无止。白天，人们见了槐叔，问道，槐，怎么样？槐叔正在铡草，他把铡刀高高抬起来，喀嚓一声，草就断了魂。槐叔不说话，只是憨笑。人们不甘心，又问，怎么样，槐？槐叔喀嚓喀嚓地铡草，手起刀落，那样子，又英武，又勇猛。人们就笑起来，槐，好样的——你小子——语气模糊，听不出是赞美，还是嘲讽。来牲口房的女人们，都没有得到那个魔咒。槐叔是个知道轻重的人。可是，她们依然来。怎么说呢，芳村这地方，在这种事上，态度暧昧。既拘谨，又放荡。既痛恨，又热爱。既苛刻，又宽容。乡间的人们，在漫长的艰难岁月中，还有多少东西令人欢腾？牲口房的风流韵事，在芳村，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人们在茶余饭后，时时拿来回味。而槐叔，故事的男主角，往往置身事外，他沉默不语，给人们带来无边的想象。有人说，槐，你小子，比皇上还厉害，一个牲口房，三宫六院——你小子——

    这种玩笑，我们是听不大懂的。我们只是从大人们的神情中，猜测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意味。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别的东西。比方说，生产队的院子里，牲口房前面，有一片地，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向日葵，蓖麻，洋姜，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我们喜欢在这里流连。抓蚂蚱，捕蜻蜓，逮蝉。我们跑来跑去，偶尔也停下来，看大人们在院子里忙忙碌碌。他们在运肥。生产队的猪圈旁边，有人挥着铁锨，装车，有人扶着车辕，等着。那时候，乡间多的是那种小拉车。在芳村，哪一家的院子里，没有停着这种小拉车呢？我记得，我们最喜欢的，是爬到小拉车上，让大人们扶着车辕，慢慢地颠。小拉车一上一下，把我们的笑声和惊叫，都颠碎了，散落得到处都是。也有装满了的，两个人一组，一个掌着车辕，一个在一旁拉纤。通常，是一男一女。人们嘻嘻哈哈地笑着，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粪肥的味道，很好闻。太阳照下来，院子里一片明亮，一辆辆小车从身旁驶过，碌碌地，和着杂沓的脚步声。不知道谁说了一句什么，一辆小车就停下来，拉纤的女人把绳子一甩，甩到掌辕的男人身上，一只脚就飞起来，吓得男人扔下车子便跑，跑着，嘴里依然是不肯罢休，直到旁边有女人上来，帮着把他按在地上，才开始讨饶。大家都笑了。我从旁看着这一切，内心里感到莫名的愉悦。多年以后，我常常想起这个场景。那种生产队的劳动，在当时，仿佛是一种集体的欢娱，它明亮，跳跃，欢腾。它的深处，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既甜蜜，又苦涩。让人在多年以后，隔了重重的光阴，重新打量的时候，有一种淡淡的温暖，遥远而动人。

    如果是秋天，生产队的院子里就格外热闹。人们提着各种各样的家什，分粮食。

    那个时候，我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我父亲坐在桌子后面，把面前的算盘拨弄得噼啪响。这个时候，他的脸上，有一种东西，让人肃然起敬。我喜欢这个时候的父亲。人们轻声交谈着，彼此开着玩笑，耳朵却张起来，留心听着叫自己名字。分到东西的人，陆续走了。又有新的人不断加入进来，等候着。

    瞎朴子也来了。瞎朴子是村里的奇人。据说，生下来就看不见。却能够在村子里穿行自如，从来没出过差错。他最恨的，是人家喊他瞎，当着他，人们就把那个字省略掉，叫他老朴子。老朴子并不老。现在想来，也不过四十来岁。人生得倒是格外的周正，甚至，称得上标致了。却终身未娶。谁愿意嫁给一个瞎子呢？我们这些小孩子，远远见了他，都飞快地跑开。即便这样，瞎朴子也总能够敏锐地觉察，笑道，看你往哪里跑。我们跑得更快了。我们是害怕被他逮住，捏鼻子。瞎朴子最喜欢捏小孩子的鼻子。他的手很有力。食指和中指弯起来，形成一个坚硬的夹子。一旦被他捏住，没有一个不鬼哭狼嚎的。瞎朴子则哈哈笑起来，骂道，小崽子——不识逗。对于瞎朴子的铁夹子，我尤其害怕。小时候调皮，母亲常常这样威吓，再闹，看不让瞎朴子捏你的鼻子。这句话很奏效。然而，也有时候，我们会跟在他的身后，蹑手蹑脚地，半闭着眼睛，学他慢慢摸索的样子。学着学着，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瞎朴子猛一回头，一把逮住最前面的一个，大家哇哇惊叫着，飞快地跑开了。那一回，从生产队出来，瞎朴子端着一罐油，慢慢往家走。我们顽皮，在他家门口，他必经的地方，悄悄挖了一个小坑。我们躲在一旁，等待着惊心动魄的一幕。瞎朴子走过来了。越来越近。他的脚步声拖拖沓沓，每一步都仿佛踩在我们心上。我们的心就在嗓子眼悬着，怦怦跳着，只差一点，简直就要跳出来了。终于，瞎朴子走到坑前了。他略微犹豫了一下，竟然绕过去了。我们的心还是怦怦跳着，充满了惊讶和失望。

    多年以后，瞎朴子死了。据说，是掉进村南的水壕里，淹死了。那一年夏天，连日暴雨。水壕的水很深。当我从城里回家过暑假，听母亲说起这件事，忽然涌上一种莫名的忧伤。我始终不明白，瞎朴子，在自己的村庄穿行自如的瞎朴子，怎么会失足掉进水里。

    不知从什么时候，村子里到处洋溢着一种特别的气息，陌生，新鲜，蠢蠢欲动。

    生产队，是早已经没有了。那个大院子，也盖上了新房，一排一排，住满了人家。那扇磨盘，也早已经不见了。如今，人们都用电磨，磨出来的粮食，又快又好。猪圈也消失了。过年的时候，人们也不再找老四杀猪。喂猪的人家，越来越少了。人们嫌麻烦。做生意，赚了钱，不愁割不上好肉。槐叔的牲口房，也没有了。那让人怀念的炉火，明亮而温暖，也早已经熄灭了。还有，那些亲爱的牲口们，那个铺满干草的大炕，那些甜蜜而动荡的夜晚，都已经远去了，再也找不回来了。有一年，回到家乡，在街上看见槐叔。他正坐在墙根下，晒太阳。冬日的阳光照下来，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淡淡的，有一些虚。槐叔老了。他眯起眼睛，茫然地看着我。

    他真的认不出我来了。

    付秀莹 女，1976年生，文学硕士。代表作有《爱情到处流传》、《旧院》等。曾获首届中国作家出版奖。现居北京，供职于《小说选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