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一群巴黎艺术家……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我的本行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

    在伏尔泰和卢梭传诵一时的巴黎；巴士底监狱被砸烂的巴黎；罗兰夫人在断头台前吐出临终名言的巴黎；雨果在拉雪兹神父墓地大声演说的巴黎；波特莱尔出版了诗集《恶之花》竟被送上法庭的巴黎……艺术发展经历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是否做到了当年伏尔泰说的：想到什么说什么，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呢？反正艺术家们就是这样干了。存在就是合理。

    学院派的古典主义，肯定要攻击自由创作的，离经叛道者遭到安格尔大师的指责，仅仅在技术方面就设定了框架，这也不行，那也不可。学院派代表官方，权威评委们看不惯的画，一律逐出春季沙龙展览。于是，落选的画家们自己搞秋季沙龙，同样是全国性的，皇帝没发脾气，官方不加制止，这就形成“秋色斑斓”，“胜似春光”的局面。除此而外，非“秋季”自由组合办的流派画展，一时也相当活跃。

    法国巴黎成了世界艺术之都。艺术学徒们、成名的和未成名的，都纷纷聚集到巴黎，他们大都并非出自宫廷庙堂，而是从民间来，从社会的底层来，过着波希米亚的生活；学习也不到正规的学校，拿不上高等学府巴黎美术学院的文凭。没有文凭照样画得好，不必以画外功夫大肆炒作，这种情况，从19世纪末直到20世纪初变本加厉。租一间画室，雇一个模特儿，喝一杯苦咖啡，来自西班牙的、意大利的、俄罗斯的、日本岛的……凡是归不了类的，美术史家均命之为“巴黎派”。

    早些时候，有一位瑞士籍的老人，名叫格莱巴苏尔，是巴黎无数的流浪者之一，他一生钟爱艺术，愿意为艺术献身，可自己不会画，怎么办？看那些小青年画得那么灵气，心想在他们中间肯定会产生未来的大师！那就给他们当模特儿吧，比自己浪费颜料强。当过几年模特儿，又得了一笔馈赠，积蓄了些钱之后，他异想天开想办一所美术学院，便在巴黎奥弗尔码头圣·米歇儿大桥附近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大间房，取名“瑞赛美术学院”。

    瑞赛美术学院没有教授，没有教学大纲，不讲课，不发文凭或结业证什么的，每个月交10法郎，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自由，艺术就是自由！没有导师束缚你的手脚，同学相互之间平等，创造一个大家交流技艺的好场所。

    格莱巴苏尔不雇用助手。每天早晨，他亲自来打开教室的门，然后坐到大教室隔开的小凹室里，一面吸烟，一面翻阅历年入校的花名册，待学生们陆续来了，模特儿也到了，便张罗着燃旺壁炉和大铁炉，木柴是备足了的。每学期头三个星期聘请男模特儿，第四个星期以后换女的，最后请美术学院著名的女模特儿客串。一般是30个人作画，当然也可以在角落里画别的。教室宽敞、简朴，墙上一律不挂画。老爹叼着不冒烟的烟斗，踱到每张画架后面巡视一遍，啧啧赞叹一阵之后，便回到他的“办公室”，去读他那永远也读不完的《圣经》，昨天翻在哪一页，今天还是哪一页。钟点到了，他使劲“啪”地合上那本精装书，代替了下课的铃声，模特儿穿上衣服，学生们收拾摊子，老爹摇晃着钥匙，该锁门了！

    格莱巴苏尔每月初收10法郎学费的时候，对新来的学生说：“你来瑞赛学院对了，我相信你的天才和悟性。我们这个学院是产生大画家的地方……”说着，他擦一根瑞典火柴烧他的雕花烟斗，芳香随青烟袅袅飞散。“我们学院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印象主义……啥主义都有。你认识德拉克罗瓦吗？还有库尔贝、马奈、莫奈、毕沙罗……他们现在还不肯毕业。你有幸认识他们，向他们请教。”

    这次交10法郎的学生叫保罗·塞尚，他是卡米尔·毕沙罗介绍来的。老爹点名的那几位，塞尚也都认识。不过，他不合群，总是躲在教室的左角落，画得和所有的人都不同，素描很糟糕，轮廓线不确定，往往用三根弧线联接。这个普罗旺斯来的乡巴佬，老爹认为他不够聪明，甚至有点笨头笨脑。

    保罗·塞尚听说大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也偶而来瑞赛学院。他一向不喜欢安格尔大师的画，而崇敬这位创新的浪漫派，他还临摹过德拉克罗瓦22岁时的成名作《但丁的渡舟》，不过完全是两码事，用自己的风格临摹，大块面、大笔触，原作者要是见到肯定会骂。他俩是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他俩在瑞赛见面，精神却不链接，被历史隔断了。那时，大家还没料到，不起眼的带着普罗旺斯浓重乡音的塞尚，对后世的影响竟比德拉克罗瓦还深远得多。

    塞尚刚到角落支起画架，欧仁·德拉克罗瓦进门了！很像德氏朋友巴尔扎克小说中的雕塑家甚至是巴尔扎克本人，一位出入上流社会的成功人士！他有着巴黎皇家美术学院的金字招牌，传说是一位亲王外交官的私生子。有了这些背景，画便值钱了，一开始创作，就能在官方的沙龙展展出，并被国家购藏；手头的活儿自然是大宗的，一些公共建筑的装饰画，甚至画卢浮宫的天花板也能揽到手里。他来瑞赛美院，一为这段时间这里的模特儿正巧是创作所需，来画几幅习作素材，这时他会嚷道：“我们今天就只画画，不聊天了好吗？”再则为逃避，他不愿见的人肯定想不到他会躲在这里消磨半日。三为叙旧，此时他便滔滔不绝，和一些观点不同、真正热爱艺术的艺术家们毫无功利之心地坦诚相见，这是一种乐趣。语言也自然出彩，塞尚铭记着他随口说的：“画家所画，永远是他自己，所谓题材主题，仅仅是表现他内心感觉的媒介而已。”但是德拉克罗瓦从来没注意塞尚，却很看好在另一角落作画的版画家、漫画家杜米埃：“这位老弟，比我们任何人都画得好。瞧他的素描速写！如果依据传统素描的原理，能层次分明地表现立体感，就数他行！”

    库尔贝亦有同感，不仅认为杜米埃的速写呱呱叫，连自己的政治观点也和杜米埃一致。若德拉克罗瓦不在场，库尔贝便是中心人物。库尔贝称赞德拉克罗瓦的传世名作《自由引导人民》，但他绝不会画象征的浪漫的人物，他的画绝对忠实于客观，以致他的作品《浴女》毫不掩饰地强调那中年裸女一身粗糙的赘肉，从而遭到学院派批评家批为“审丑”，被逐出沙龙。

    库尔贝和德拉克罗瓦不同，不居高临下，和这帮哥儿们兄弟平等相处，并乐于助人。他律师出身，雄辩的谈吐总吸引大家停下画笔，他三言两语就把社会的病灶辛辣地端了出来，连模特儿都在那里洗耳恭听。但他怕老爹不高兴，适可而止，然后一丝不苟地用调色刀刮出背景的空间感和人体轮廓线的转折。“下课了，到老地方坐，那里的氛围太好了！”库尔贝像布置作业似的向他的朋友宣布。

    待到“啪”的一声，老爹的布面精装书终于合上。库尔贝领着大家一窝蜂地到他常去的一家小酒馆。

    晚饭往往就在那里解决。库尔贝的小酒馆肯定是平民化的，叫做“安德勒酒吧”——安德勒夫妇开的“夫妻店”。从户外强光下骤一进屋，感觉要被黑暗刺瞎了眼睛，要待一阵才能分辨出座上客的轮廓。最亮处是安德勒夫人吧台上的一盏风雨灯，照着她身旁的巴伐利亚大啤酒桶，柜上一排玻璃器皿反射出高光，像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火腿、熏肉用铁勾挂在房椽上，几乎碰到老板娘的额头，像她戴着宫廷舞会的冠饰。画家们眯住眼睛，对这一角落的色彩对比很感兴趣，埋在暗影里的肉红色，使他们想到伦勃朗描写的荷兰陋巷里的杰作。老顾客更为称赞的是这家自制的奶酪，虽然发酵略显过分些；更过分的是泡菜，将奶酪的霉味掩盖了，发散着酸馊的芥茉味，不仅是下酒品，且价格便宜。主菜是安德勒老板当场烧烤的小牛头肉或煎黑椒牛排，再加面包棒，这就是平民们奢侈丰盛的晚餐了。如果德拉克罗瓦在场，他会请每人喝一杯干邑白兰地或开胃红酒。库尔贝若刚卖掉一幅画，亦可让大家欢呼一番。塞尚后来居上，他家境富裕，轮到他请的时候，只剩下瑞赛学院几位印象派的同学了。客人个个吞云吐雾，小酒馆的空间反而无限扩展。诗人波特莱尔醉眼朦胧，仿佛自己行走在夜雾迷离的塞纳河畔，那劣质烟草混和着男人的腥膻，让他觉得是销魂的“异域的芬芳”。在他的眼前，拓开了大海和幸福的海岸线：“乌木色的海，你容纳眩目的梦，那里有风帆、桨手、桅樯和彩旗……”

    波特莱尔是库尔贝的好朋友，和画家们都是好朋友。画家们占据了一张长条桌后，波特莱尔便端着他的苦艾酒坐过来。还有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他始终喜欢坐在库尔贝的身边，因为他俩有共同的社会观点。蒲鲁东穿着简朴，是典型的平民知识分子，库尔贝曾经像创作《石工》一样画蒲鲁东肖像：不经修饰的蓬发胡须，双目闪烁智慧，举止谈吐完全是贵族精英化的。他对波特莱尔说：“你的诗集的书名，我考虑了一整天，我看就叫《罪恶的花朵》。那无比鲜艳的毒罂粟花，开自巴黎底层的溃烂伤口……”

    波特莱尔被蒲鲁东唤醒了似的，兴奋地说：“我觉得生命的本质是邪恶，艺术使恶变成美。你取的书名和伊波利特·巴伯不约而同，我决定了，就叫《恶之花》”。

    大家一致鼓起掌来。此时波特莱尔容光焕发，画家们觉得他真是上画。库尔贝画的《波特莱尔像》是名作：年轻的波特莱尔在出租屋里穷困潦倒，家具只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一张桌子，墙壁上什么装饰品也没有；巴黎的冬季极其寒冷，波特莱尔在屋里还穿旧大衣，围着厚围巾；他正在读一本书，并不是正襟危坐，而是斜靠着床，右手抓着被褥，既随意又专注；面前桌子扁圆的墨水瓶上插着洁白的鹅毛笔，仿佛随时会因阅读启发灵感而倾泻诗句；天窗射下的光线，使聪慧的额头凸出，嘴含着的烟斗，因下意识的出声在微微颤抖。库尔贝还把这幅肖像挪移到他创作的巨画《画室》中去。

    德拉克罗瓦笔下的波特莱尔，和库尔贝的完全不同，古典浪漫的风格，和他所作的其他几位如乔治桑、肖邦，以及自画像的色调一致。22岁的波特莱尔到巴黎不久，长发连鬓须，风流倜傥，简直是最后一位浪漫主义诗人。

    马奈画的波特莱尔速写像，也是长发的，戴着高筒礼帽，虚虚几笔，犹如一个公子哥儿在巴黎街头行走。

    幻想家波特莱尔在这群人中间显得太年轻了，和库尔贝一起从瑞赛学院到酒吧的杜米埃，比他年长十多岁，差一个辈份哩！杜米埃不喜欢波特莱尔的诗，他关注现实。就因为太关注现实了，他画政治漫画讽刺国王路易·菲力普，被抓捕入圣·贝拉监狱，可见凡有国王的地方都有“文字狱”，全世界皆然。出狱后，他仍是关注现实，画底层市民、郊区农夫的贫困，画洗衣妇的沉重负担，他画三号车厢疲惫善良的农妇，画形同乞讨的街头卖唱者……现在他画小酒馆的形形色色，打工的、玩“吐子戏”的……

    瞧，艺术爱好者、艺术家的朋友——加歇医生来了！杜米埃三笔两笔便勾勒出加歇的速写，怪不得德拉克罗瓦称赞他素描的精确和概括，但他随画随扔，他更关心的是能否像伏尔泰说的“想到什么说什么”，自由艺术世界能否来临，不受限制、不关监狱。于他，艺术更多时候是争取自由的斗争。他经常会和库尔贝、蒲鲁东这些朋友嘀嘀咕咕商议一些大事，年轻的纯艺术家们并不感兴趣。

    加歇医生也不感兴趣。他看好杜米埃独具个性的油画水彩画，狂野粗放，拒绝细腻，高度概括的造型和建筑似的颜料层层堆砌。加歇一向支持新派创作，离开巴黎后，他回家乡行医，和塞尚、梵高深交。梵高画过《加歇医生》肖像，想必加歇医生治疗过梵高的疯病。

    这一拨老顾客，几年工夫就四处分散，安德勒小酒店也就渐露出衰败的样子，尤其在库尔贝、杜米埃等人唱着燃遍全国的《马赛曲》，冲向街垒巷战以后。接着，巴黎公社成立了！库尔贝在革命委员会里当“人民公仆”，领导和分管美术宣传；杜米埃是委员，也忙得不可开交。消息传到瑞赛学院和安德勒酒吧，艺术家们一片欢呼，好几个痛饮醉倒在店堂里。还不等完全清醒，忽然间，“大厦”倾塌，时代和个人的命运出现了急转弯。库尔贝被复辟者关进圣·贝拉监狱，抓得有据，放亦有因，出狱的库尔贝口袋里没有一个法郎，也失去了健康，以往受他接济的穷画家毕沙罗、莫奈、布丹不忘旧恩，轮流去照顾他，帮助他逃亡国外。稍觉好转，库尔贝便拾起画笔，画了最后的自画像：那饱经忧患的神情，诉说着人间的沦桑。

    莫奈和布丹在库尔贝临终前赶到瑞士，莫奈握住大师苍白无力渐趋僵冷的手，那只手曾经创作了《打石工》、《筛麦的女子》、《画室》等等体积感强烈、色块似大理石和玛瑙般斑斓而永久的伟大作品。虔诚的布丹跪下了，似乎看到阿尔卑斯峰巅雪山的翠光，轻轻地呼唤：“美之精灵，请等一等……”

    包括莫奈在内的激进派画家们再不到安德勒小酒吧去了，他们怕唱伤心酒吧之歌。他们转移到殉道者圣地蒙马尔特，那里的皮加勒广场附近，有一家新雅典咖啡吧，和圣心大教堂一样漆成雪一般白，有人说：等同于真正的“法兰西学院”。印象派画家们在卡普辛纳大道举办展览之后，集中到新雅典咖啡吧，举杯庆贺展览会的成功。年长的毕沙罗宣布道：“我们被称为一群印象主义者，我们承认，就让我们将这一称号看作荣耀的标记吧！”这是新雅典咖啡吧入史的庄严时刻。

    因为毕沙罗而暂入印象派的塞尚，并不觉得荣耀，他厌世又性格孤僻，热闹了一阵之后，便离开巴黎，像浪子回家似的，回到他普罗旺斯埃克斯的故乡，去画那属于他自己的山谷和树林。有一天，他画腻了，画不下去，望着远山沉思出神，忽而怀念起瑞赛学院那会儿，格莱巴苏尔老爹总绕到他画架背后，摇摇头，仿佛画不好是他——格莱巴苏尔老爹的责任似的。

    “您好！您还活着吗？格莱巴苏尔？”

    他问飘逝的浮云。 

    （作者为著名作家、画家，原包头市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