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坚持用实践标准统一思想认识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用马克思主义实践标准统一思想，成功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指导问题的典范。遵义会议作为中共中央的一次重大决策会议，是在绝大多数与会者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作出正确决策的。而统一思想的关键，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军事实践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总结，从而明确回答了这期间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而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也就同时得到了恢复。因此，坚持用实践标准统一思想认识，是遵义会议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蕴含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宝贵的思想内涵和精神财富。

    一、遵义会议酝酿准备阶段，党内对中央军事指导错误已经有所认识

    遵义会议作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重大历史事件，经历了一个从酝酿准备到会议决策，以及会后落实完善等具体阶段，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复杂过程。而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酝酿准备阶段，党内和红军中许多人已经从实践中对中央的军事指导错误有所认识，多数中央领导人和红军指挥员在实践中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不断提出建议和不同意见，甚至发生过激烈争论。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后，许多红军指挥员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逐渐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多次在作战的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事实上，这期间“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长征开始后，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又遭受重大损失，经过浴血奋战，虽然渡过了湘江，但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这样的军事实践，必然要引起广大指战员对中央军事指导的疑虑。正是经过军事实践的检验，人们的思想认识才逐步统一起来。“在事实的教训下，部队明显地滋长起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严酷事实的教育下，逐步改变态度。”与此同时，毛泽东也经常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同张闻天、王稼祥等人进行交流，启发他们用马克思主义实践标准来检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实践。毛泽东不但努力作大家的思想工作，而且在许多会议上充分表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力求纠正博古、李德脱离实际的错误军事指导。这种情况，比较明显地反映在遵义会议前酝酿准备阶段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进军方向。周恩来提议邀请毛泽东参加这次会议，这是毛泽东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第一次参加高层军事决策会议。会上，毛泽东明确反对李德提出的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提出红军应该向贵州方向进军。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与会者同意他的意见。会后各军团、纵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

    红军折入贵州后，于12月15日攻占黎平县城，并于18日在这里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会上毛泽东反对博古、李德提出的红军进入黔东的意见，主张继续深入贵州腹地，到黔西北遵义一带创建新的川黔边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得到与会者的赞同。12月底，红军到达乌江南岸瓮安县猴场地区，部队准备强渡乌江。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会议否决了博古、李德提出红军不渡乌江，返回湘西的意图，而同意毛泽东等人的主张，执行黎平会议决议，迅速抢渡乌江天险，进占遵义。猴场会议还决定今后军委的军事决定必须报中央政治局，这实际上取消了李德以往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经过长征以来这几次重要会议上的交锋，以及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实践的思考，大家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导错误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对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分析红军的处境、正确决定红军的行进方向，多数人都表示赞同。这就为后来在遵义会议上统一思想奠定了基础。

    二、遵义会议上坚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中央在军事指导上的是非得失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即遵义老城琵琶桥原柏辉章住所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指导问题，即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归于敌人的强大而不承认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导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代替红军机动灵活的作战原则，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并深入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

    王稼祥在会上的发言中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绝大多数与会者在发言中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根据保存下来的遵义会议重要文献（即陈云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可以看出会议在讨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的军事指导错误时，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实践标准对军事实践进行检验，甚至把红军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之后到西征进入黎平的整个战争历程，大体上划分为四个时期来深入分析军事指导上的是非得失，并最终得出科学的分析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当时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是基本上错误的。”（《陈云文选》第一卷第40页）这就明确了博古、李德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导上的错误，应该负有主要责任。而要改变他们错误的军事指导，就需要相应改变中央的军事领导层。

    从遵义会议作出的四项决定看，都是为了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指导问题而采取的重大措施。一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讨论；三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是取消“三人团”，仍以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毛泽东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层，就是使他能够直接参与军事指挥和决策，这是与会者的普遍要求。后来，在常委再分工时，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这样，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就与周恩来、朱德共同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直到苟坝会议之后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得以进一步明确。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军事问题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要就多年来党的工作所有重大问题展开讨论，是不可能很快取得一致认识的，在这方面统一思想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的军事指导，已经经过了军事实践的检验，胜负得失都十分明显，所以能够用实践标准来统一与会者的思想认识，进而作出正确的决策。

    三、为落实遵义会议决定中央决策层重视在新的实践中继续统一思想认识

    遵义会议作出一系列正确决定，而要落实会议的决定，扭转红军的被动局面，还必须依据战场情况的变化，重视在新的实践中用实践标准继续统一思想认识。这种情况明显地反映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可以说，红军每次渡过赤水河，都是中央决策层在新的实践中继续统一思想认识的结果。

    为贯彻遵义会议关于在川西或川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红军需要迅速北渡长江。为此，中央红军于1月19日从遵义地区分三路向北开进，预定在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后，相机在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在红军向北开进中，中央纵队和红三军团于1月27日进抵土城镇以东地区，与尾追的川军郭勋祺部两个旅在枫村坝、青杠坡一带遭遇。毛泽东根据该路敌军孤立突出的态势，决定迅速歼灭该敌，为北渡长江创造条件。但是，土城战斗于1月28日打响后，才发现敌情有变，当面之敌不是原来预计的4个团六七千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而且敌人援军还不断开来。

    尽管战场形势十分不利，但由于主要领导人思想统一，朱德、刘伯承亲自到前线指挥，红军经过一天激战稳住了战场态势。同时，中央政治局根据土城战斗的实践，当天就开会统一了思想认识，决定暂时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命令红军主力撤出战斗。1月29日凌晨，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分头准备，指挥红军连夜西渡赤水河，摆脱了当面之敌。

    红军一渡赤水之后，向四川的古蔺地区前进，再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云南扎西地区。2月5日，在威信县水田寨附近的鸡鸣三省村，中央政治局常委再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随后，中央政治局于2月7日在大河滩附近召开会议，总结土城战斗的经验教训，讨论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会议决定改变原定渡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在2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发布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并决定向各兵团传达遵义会议决议。

    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会议，讨论进军方向和部队缩编问题，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方针，再次统一了思想认识。11日，红军分三路从扎西地区调头东进，二渡赤水，向遵义方向出击，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五天之内歼敌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近3000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红军二渡赤水后，蒋介石判断，红军东进的企图还是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他亲自策划采用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南北夹击，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之间地区。为了粉碎敌人的企图，更有效地调动敌人，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各军团。朱德于3月4日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与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联名急电各军团首长，强调指出：“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第472页，中央文献2006年版）这是宁都会议后，从组织上正式恢复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

    为了在运动战中歼灭追剿之敌一部，中革军委于3月5日凌晨电令各军团，在遵义至仁怀的西进路上袭击国民党军周浑元部。但是，红军在鸭溪一带并没有捕捉到有利战机，而红军指战员却急于同敌人作战，甚至提出进攻驻守在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的一个师。中央政治局于3月10日在苟坝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驻敌问题。与会者多数人同意打，只有毛泽东一人说不能打，应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打固守之敌是啃硬骨头，很可能陷入被动。在激烈的争论中，毛泽东甚至生气地说，你们坚持要打，我这个前敌政委就不当了。会议表决的结果，大家还是同意打。这就意味着毛泽东任职仅7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也被表决掉了。这是在四渡赤水战役期间，中央决策层在统一思想认识方面遇到的一次重大困难。

    由于事关党和红军的命运，当天夜里毛泽东又来到周恩来的住所，请他把作战命令晚一点发。到第二天再次开会，经过周恩来再次陈述利弊，才说服大家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从而再次统一了思想认识。毛泽东从这件事中认识到，作战决策不能这么多人集体讨论，建议成立一个精干的军事指挥中心，及时处理重大军事行动问题，以免贻误战机。这样，党中央于3月12日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行动。至此，遵义会议的四项决定得到了全面落实。随后各军团再次东渡赤水河，先后赢得南渡乌江、抢渡金沙江等胜利，最终完全取得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上述情况表明，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坚持用实践标准不断统一思想认识，是落实遵义会议决定、扭转当时的被动局面的关键因素。（作者单位：国防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