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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岁的李滨声胸前别着一个“蓝精灵”。
这个可爱的卡通玩具是前来探望他的后辈赠送的礼物，正合他意。
卡通、漫画，被视为他的专业：他一直顶着“漫画家”的头衔行走“江湖”。
但他觉得“漫画家”是世人抬爱的称谓，自报家门时说是“画小人的”就可以了。
事实是，他的漫画，曾经问鼎中国首届漫画大赛“金猴奖”，根据他的漫画改编的相声《夜行记》被侯宝林和郭启儒演绎过。
而且，“画小人”只是他才华的“冰山一角”。
在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的一座老年公寓里，桌子旁边堆放着宣纸，李滨声正在通过画笔追忆什刹海当年的风韵。书柜摆放着一本《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作者是在2011年春晚上表演《年年有“鱼”》的魔术师傅琰东，“书是他送的，我跟他爸是老交情。”
跟这本书“并行在岗”的，还有署名为“李滨声”的《我的漫画生涯》和《拙笔留情》，《李滨声画集》一共有三大册，包括京剧卷、民俗卷和综艺卷。原本还有漫画卷，但不记得是谁借走了，至今尚未归还。
紧挨着书柜的，是个半人高的小架子，上边蒙着一层红色的绸布，扑克牌散落其间，还有其他零星的小物什——这里是“魔术道具”专区。老人家兴致来了，是愿意玩上一把的。
区区斗室，藏掖不了主人的性情与能耐。
“他熟悉群众生活与语言，北京民俗和掌故他知道的多。他曾是热心的京戏票友，上台演过戏，懂得京剧艺术，会画脸谱。他是玩风筝的行家。他会变戏法，而且掌握其中许多高级技艺。他写作文笔独有风致。”在1996年3月26日的《光明日报》上，漫画家方成撰文“揭露”他的“玩家”本色，字里行间不乏艳羡之意。
李滨声将心目中的自己都融入到了一枚印章里：乍看上去，阴文是个变异的“声”字，还有点像一头壮牛正扬着牛角，瞪着一双大眼睛，静静地在看你——他恰好属牛。更重要的是，这隐约还是一个“器”字，四个“口”字并没有完全封闭住，他的解读是“似器非器”，也就是“不成器”。
“不学无术人。”一声叹息。
自谦，让他的心地保持着充足的淡定。如今，“老叟”一个，不管是回眸过往的风雨，还是看待当下的风景，他都是远远地张望，而且心仪的是那些“趣事”，其中有喜，有乐，有悲，有泪，甚至还有出离的怒。
一幅漫画，搭上了二十二载年华
某知名作家写诗批判：“啊！/李滨声是右派的酵母，/他在哪里，哪里就要发酵。/不把李滨声斗倒斗臭，/就要影响大家改造。/啊！”
生于哈尔滨的李滨声谐音为“李滨生”，知书达理的母亲心想叫“滨生”的肯定不少。于是，她开始到古籍里寻觅灵感，结果在《滕王阁序》中如愿以偿：“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她恐怕没有想到，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个孩子真的遭遇了满满的“惊寒”。
1949年9月，在中国大学政治系和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科就读过的李滨声，被分配到当时的北京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担任美术干事。他亲身经历过开国大典，而且还为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做过辅助工作，“这个工作最初没有我，是经过争取得来的，做的也不过是拉个线、调点颜料，到远处帮着看看效果。但是个光荣的任务！”
转眼就是3年，李滨声被调往《北京日报》担任美术编辑,职责是美化版面，偶尔给新闻稿配个插图。他渐渐进入角色，摸到了门道，也开始发动脑筋琢磨上了：当时各大报刊上只有以抨击帝国主义侵略为内容的“时事漫画”，是不是可以通过漫画的形式来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呢？
读者来信给了他素材：有人反映打击报复揭发检举人的情况比较严重。他进行了一番艺术构思：一人手持信件，正要往“读者来信”信箱里投递，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拿着一顶硕大的帽子，把举报人给扣住了，帽子上赫然写着“无组织无纪律”。《扣帽子》这幅漫画得以发表，开辟了内部讽刺漫画的新天地。
好评如潮，他的劲头更足，创作热情高涨——
《鸣谢》。一位男士左脸贴着药用纱布，左手举着的一面锦旗上写有“感谢幸福牌暖水瓶带给我幸福，用户赠”，右手拿着一只已经爆破的暖水瓶，上边的“幸福”二字已残缺不全。
《我的大金星怎么又漏水了》。“××股”桌签的后边，一人顺手牵起窗帘布低头擦拭着自己的钢笔，布上残留着一大块墨水污渍……
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漫画并不显得陈旧，依然以厚重的思想穿透力在熠熠闪光。
“李滨声的画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他的作品和生活的关系，由于他对生活是进行观察的，并且和生活有着联系，他的作品，一般说不是概念的，也不是公式化的。”1956年，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就撰文评述他的创作优长。
坚持从生活中来，使得李滨声漫画的价值立竿见影。例如《鸣谢》是根据读者来信的真实内容画就的作品，一经刊出，生产“幸福”牌暖水瓶的厂家公开致歉，并且主动向受害者支付了医药费，还着手对生产环节加以整顿。
不过，李滨声慢慢地意识到，漫画带有一定的“危险性”，“这里的‘危险’不是针对社会而言的，相反，漫画是以社会效益为重的，而是说有可能关系到画漫画人自身的安全”。
所以，他总是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力求严丝密缝。《我的大金星怎么又漏水了》旨在“通过当时人们对文具中的俏货‘大金星’的钟爱与不爱惜公物的矛盾，用形象对比揭露画中人的自私的心理状态”，而不是针对金星钢笔的质量问题。为了避免造成误解，他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在画面背景上有意安排了一盆菊花，明示时令恰是秋冬季，钢笔偶尔漏水不足为奇。
或许是自我保护工作到位，或许是厂家有着大度的气魄，这幅作品没有受到追究。
但在那个时代的车轮面前，这样的自觉无异于“螳臂”。
1957年，32岁的李滨声刚刚以北京市人大代表的身份，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活动。成了“红人”的他被某理论刊物“盯上”，编辑部专门派车来邀请他赴宴，并郑重地向他约稿。没过几天，他挥就一幅“力作”：画面上，一个男人手捧奖状，耳、眼、鼻一应俱全，唯独没有嘴巴，匹配的标题是《“老实干部奖”获得者——没嘴的人》。同事都拍手称好，领导秉持“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决定在报纸上先期刊发。
李滨声的“惊寒”岁月由此“开张”。这幅作品旋即被斥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无言论自由”的“大毒草”。他开始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并且一扣就是22年，直至1979年才得以平反。
“趣事”纷至沓来，逼近疯狂：
编辑部有位工友交代历史问题，自述家庭条件欠佳，几次向李滨声借款，后来借多了不好意思再开口，就头脑一热，盗窃人家的东西。结果，他的坦白暴露了李滨声的“罪过”：部门特地举行批判会向李滨声“开刀”，理由是“培养了小偷”。
好友王复羊被划为右派，未婚妻崔振国果断地跟他登记结婚，并且共同奔赴青海扎根。李滨声感怀爱情的忠贞，就创作了一幅抒情画相送，上书：“昔有奇女子，当年自主婚。毅然嫁右派，随夫充配军。”就这首“歪诗”，批判大会开起来了：明明是“下放”，怎么成了“发配”呢？李滨声还巧言狡辩这是在抄录唐诗，不是他的创造。“多数人信以为真，斗争有所缓和。不料忽有人质疑：唐朝有‘右派’这个词吗？一石激起千层浪。”
他的诗遭遇批判，他也遭遇了“诗的批判”。
在农场改造时，有次他耪地不慎，弄断了一棵菜苗。他迅速用锄头刨了个坑，把菜苗给埋了。这个场景还是被人发现了，立即上升到“破坏生产”的高度。李滨声辩解说不是想破坏生产，而是担心受到批评。自然，这样的说辞等于是火上浇油。
某知名作家朗诵着新鲜出炉的诗句加入到这场批判中来：“啊！/李滨声是右派的酵母，/他在哪里，哪里就要发酵。/不把李滨声斗倒斗臭，/就要影响大家改造。/啊！”
李滨声感到颇为新鲜，坦承当时心中念想这样的批判越长越好，越多越好，因为“诗，毕竟文雅，而且不容易上纲，在一定程度上仿佛还冲淡了火力”。
多年以后，他和这位作家不期而遇，相逢一笑，握手言欢。
身怀“四项全能”，但“艺多”有时也“压身”
诗曰：“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导演强拉不上船，李白贵妃本无缘”
会漫画，能唱戏，懂魔术，知民俗，李滨声以“四项全能”扩充着自己的“疆域”。
他的漫画，时常提供饱满的回味空间。李白就有两次走进他的画里，诉说着对这个时代的怅惘。《H2O》：李白愁眉苦脸地坐在桌旁，正上方摆着一瓶酒、一盏酒杯，毛笔和纸张被放置在一边，画外音写道：“李白停杯直发愁，两眼不住珠泪流。此酒哪能助诗兴，竟是埃赤二与欧（H2O）。”
《李白的故事》，李白坐在地上，一个男人正笑眯眯地强行拉扯着他的臂膀，李白面露难色，连忙摆手，一个劲地回绝。前方，一位女子打扮得珠光宝气，坐在船头笑盈盈地候着，船体上刻着三个字“爱情片”。画外音写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导演强拉不上船，李白贵妃本无缘。”
一画胜千言，如针，似刺。
当他的笔墨一旦触及北京民风民俗，流露出来的则是温情脉脉。他直到21岁那年才首度来到京城，现在说起话来却是京味儿十足，古老的童谣至今还在他的嘴边打转：“金箍噜棒，烧热炕，老头打鼓老太太唱，一唱唱到大天亮。”“风来咧，雨来咧，老和尚背个鼓来咧……”
他说，童谣和绕口令是用来给小孩儿练口齿的，特别是绕口令，本来就是小孩儿的口头游戏，把发音接近的字，结合到一起，组成一个小的情节，有的是荒诞故事，念错了就显得可笑。
作家叶广芩的京味小说《采桑子》当初计划改编成电视剧，导演是操刀过《四世同堂》的林汝为，聘任李滨声担纲民俗顾问。
林汝为发现，这个顾问找对了：“过去旗人怎么梳头，现在人懂得不多了，书里也没写细致，但是电视画面上就要很清楚。李滨声就在剧本旁边给注上，过去女人梳头是个什么样的动作，要把条子含在嘴里再梳后面的头发等。”她还感慨京味有赖于生活的积淀，如果拍《四世同堂》时识得李滨声，作品质量肯定还能更上一层楼。
民俗之外，李滨声还对京剧痴迷不已，3岁就哼上了，一辈子没放下，古稀之年还办过个人专场演出。上世纪90年代初，他与人合著了《叶盛兰与叶派小生艺术》，其中收录的叶盛兰代表作《罗成》的演出台本，就是李滨声在上世纪40年代观摩叶盛兰演出的实录。
“我还想演一场戏！”这是他的愿望，而且至今操练起“家伙”来依然有板有眼。
正式登台演出恐怕难以实现，但幸好手中握有画笔。
他画戏。由于懂戏，此间的门路了如指掌，所以他的戏剧画不仅有画的风情，更有戏的风骨。何况，在他看来，京剧是写意的表演艺术，各种艺术手段都夸张运用到了极点，其本身的唱念做打、服装道具无不有着漫画元素。
他画魔术。身为业余魔术爱好者，他没法像专职魔术师那样拥有大型的道具，可以满台腾挪，尽情展现障眼的魅力。于是，他就画，释放着内心的渴望。
他画民俗。他画“老北京”喝大碗茶时的情景，他画旧时燕京儿童的发式，包括歪毛、淘气、三星、四喜、马鬃、朝天杵、天齐庙、草帽圈、帽缨子、马桶盖，并著有《燕京画旧》，至今北京文史研究馆编辑的《文史北京》杂志上还经常有他的画作“出没”。
可想而知，李滨声的日子过得多么充实而多彩。但这样的感慨有时难免“文不对题”。
他能画，“大跃进”时期被委派到一个村庄画壁画，并且是“命题作文”，要吻合两行“诗句”的意思：“人民公社好处多，牛群满山坡”。山乡的墙都是石砌的，凸凹不平，好不容易才画出了“满山坡”的量感。哪知道一番辛苦，还是被定性为有意攻击“大跃进”，因为他忘了浮夸，当时画牛要画得跟大象一般才算是“写实”。结果是招来一场大批斗。
他能唱，“文革”期间，革命样板戏风行。某天晚上，“右派”李滨声和“同道”一起观看了电视节目《智取威虎山》。翌日展开讨论时，李滨声暗想，毕竟自己学过而且演过京戏，这是个机遇，要对样板戏来一番“大赞大颂”，以示脱胎换骨改造的决心。
他谈及这部戏的末场，杨子荣一枪把匪徒打死在椅子上的表演精彩非凡。如果这时他顺势打住也就作罢，偏偏他开始“掉书袋”，说这场戏比起传统戏《界牌关》也叫《盘肠战》中的罗通蹿上桌子的难度大多了，“因为《智》剧是椅子，面积小，又有靠，蹿上椅子必须准确地把两腿插进两边空档才成，稍有偏差就会失败甚至出危险”。
“同道”觉得他不愧是专业人士，让大家深入认识到了“艺术”的精微之处。谁想到没过几天，李滨声的这段点评被定性为“放毒”，理由是样板戏是从无到有，按照他的说法，杨子荣的这个动作就有抄袭之嫌，这不等于说样板戏这个“新瓶”装的还是“旧酒”？
“我一听此言，顿时耳膜隆隆作响，仿佛听见滚滚雷声已经从不远的地方响起。”在一篇追忆文章里，李滨声这般表达自己当时的心境。
第二天，针对他这番言论的大字报满墙皆是，斗争会一开就是半个月。
一腔惆怅，有太多东西“没法说了”
老舍轻轻地做了一个响舌，接着说：有一句老话你听说过吗？慢工出巧匠
22年的右派生涯，带给李滨声的苦楚一串串。不过，好处也有。他说1957年前，自己熟悉的北京不过是城区里的风俗人情、传说掌故。后来他被送往郊区、山区劳动，“眼界豁然开朗，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关键是他学会了不少田间和山乡劳作的技能，包括管理果树、打眼放炮、凿山开石、赶牲口等。他还练就了相当于五级架子工的本领，这有利于他后来旅游时爬高赏风景，拍照片。
他生性积极，悠然乐观，但依然驱赶不了内心的无奈。
现在的戏剧没法说了。广为流行的“变脸”，原本是川剧《白蛇传》中“五彩铙钹”的特技，并且跟剧情关系密切，节奏也快，堪称绝活。如今的“变脸”已经走进大小演艺场所和餐饮、洗浴中心，这些表演大都以变的次数多来取胜，无法给人以美感，“面部看不出还有鼻子，在‘盔头’下，圆乎乎的，好像扣了一只葫芦瓢。特别是在十多层甚至更多层的面具下，演员艰难呼吸，抽动面具起伏不定，不仅形象不美，更使观众揪心，失去‘变脸艺术’，成为可怜的卖艺了”。
京剧没法说了。演员多，观众少，而且演员的培养只想着主角，全心地培养尖子，敲锣的、打鼓的、做衣服的都搁置在一边不闻不问了。
脸谱没法说了。他拿起一只瓷碗，上边就印着京剧脸谱，“到处都是，滥极了，根本不对，整个都不对，完全成了工艺品，不管懂不懂戏都来画”。
漫画没法说了。假繁荣，漫画是要画思想的，是要评述世态的。如今都奔“卡通”去了，但这些卡通作品止于技巧，欠缺幽默构思，尤其是在风格上缺乏中国味，“遗忘了祖国故土的文明与文化”。
现场作画的方式没法说了。绘画不是表演艺术，即兴偶然能出点东西，但画画这事你得想画才能画，大庭广众之下只能是耍两笔，真正地成了“急就章”。
电视电影没法说了。以老北京为背景的影视作品不少，为了突出“京味儿”，常常让“兔爷”、“风车”、“大糖葫芦”同处一个屋檐下，热闹倒是热闹了，但犯了“拉郎配”的毛病。事实是，“兔爷”只有中秋节前四五天才有卖的，八月十五傍晚“兔爷摊子”就不见了，所以北京民谚有“隔年的兔爷——老陈人”之说。而风车和大糖葫芦只有在正月正厂甸庙会上才有卖的，平时不见。
“打假是时代的需要！”在他的眼里，有太多的“假”需要打。
还好，有些东西在他心中凝固成了永恒，而且还值得“说上一说”。
他创作过一幅《满不在乎》，内容是公交车上，有个胖男人坐在“孕妇席”上，拒绝给真正的孕妇让座。报社一位同事主动“对号入座”，认为自己的形象被“盗用”了，画中人就是以他为原型，愤而提出抗议，几番解释才肯罢休。
事后老报人左笑鸿告诫道：画画、写文章批评人，不宜夸张其生理特征，这样才能体现“对事不对人”，与人为善。
“这一点拨，我受益终生。”李滨声心怀感激。
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市文联设有一个大众文艺创研会，老舍担任主席。每周都有活动，老舍还为大家批阅习作，把好文章推荐到报刊发表。有一回，李滨声拿着几篇文章请老舍提意见，其中的一篇用了个笔名叫“管如飞”。老舍不解，李滨声急忙解释道，自己写了好几篇，心想万一同时采用两篇呢，就换了这个笔名，表达求“快”之意。
老舍轻轻地做了一个响舌，接着说：有一句老话你听说过吗？慢工出巧匠。
“我顿时脸上火辣辣的。”李滨声铭记了这番叮嘱。
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关心青少年教育协会”，“青少年”三个字前面原本有“失足”两字，在儿童教育家孙敬修的倡议下，把这两个字给删了。
李滨声加入了这个协会。有次他们到监狱探望服役人员，一上台，年事已高的孙敬修朗声说道：“朋友们，孩子们，我们来看你们来了。”
李滨声说，当时人群中就传来了哭声。
他还粗略记得孙敬修接着说道：你们原来都是好孩子、好青年，不慎害病了、跌跤了，有的病还不轻，有的伤还很重。现在你们住进医院，这里有多好的医生、多好的护士，帮助你们治病。要吃药，有的还需做手术，不动刀剪的手术去割除身上的恶疮、思想上的毒瘤，难免会疼的。为了治好病，医好伤，你们一定会很好配合大夫，很好接受护士护理，我相信大家都会积极告别昨天的……
“他有着博大的爱心。”李滨声视孙敬修为做人处世的恩师。
或许正是由于这些长者的言传身教，让李滨声的人生路上充盈着别样的风景：恰似一幅漫画，有锋芒有力度；又好比一出戏，有着纯正的韵致、道地的承传；还宛如一场魔术，色彩斑斓，惊喜不断；更像是一首古老的歌谣，越品越有味道。（本报记者 王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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